僖宗李儇
李儇，本名李俨，唐懿宗的第五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病重，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刘行深和右神策军中尉韩文约杀死懿宗长子，主持立李俨为太子，改名李儇。是月，懿宗驾崩，李儇灵前即位。李儇在位15年，年号有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尊号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谥号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
一
宦官专权是唐后期最大弊端之一，李儇即位时只有11岁，不懂政事，尤其如此。宰相韦保衡名为托孤大臣，却不能主持政事，实际政权掌握在拥戴有功的刘、韩两个宦官手中。李儇即位不到两个月，韦保衡便被贬为贺州刺史，逐出朝廷，不久又令其自杀。但刘、韩的统治也未能长久，很快又被另一宦官田令孜取代。
田令孜本姓陈，在懿宗时代随义父田某入内侍省做太监，改为田姓。田令孜很聪明，也读过不少书，长于谋略，很快便从普通太监爬到左监门卫大将军的高位。李儇在做普王时，就与田令孜很熟，并且对他很有感情; 田令孜自然知道如何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以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地位，故经常陪伴李儇玩耍，以便进一步培养感情。李儇既然做了皇帝，虽然仍然是不懂事的孩子，身份却是万乘之尊，出口便成为不容更改的诏令。他没有处理政事的能力，却有发号施令的资格; 尽管他童心犹在，不可能乱发命令，却容易受人愚弄和指使。身肩辅弼职责的宰相只能以冠冕堂皇的形式在朝廷上忠言劝导，即使权宦也无力真正控制李儇，只有田令孜才能真正影响他。田令孜的意图从李儇口中说出，便成为不可违背的圣旨。从李儇即位之日起，田令孜便在幕后操纵一切。韦保衡被贬死，接任的路岩也很快下台，朝廷重臣频繁更换，甚至刘行深和韩文约也先后被迫因“病”致仕，这都与田令孜的幕后策划有关。乾符二年(875)正月，田令孜接替韩文约出任右神策军中尉，标志着他正式成为宦官首领，而且可以决定对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的任免奖惩，成为名正言顺的实际执政人物。右补阙萧瑀只因在上书中触及宦官，很快被贬为郴州司马。田令孜权势之显赫，使包括宰相在内的朝廷百官无不侧目。
李儇正是贪图玩耍的年龄，他不会也不必过问政事，只是终日在宫中与一帮年龄相近的孩子们嬉戏，只要玩得高兴，他可以把国库里的财富任意赏赐。田令孜在需要皇帝圣旨的时候，便携带一些糖果或其他食品，去陪同李儇吃、玩，朝政大事于是顺利处理完毕。李儇呼田令孜为 “阿父”，自然乐意把政权交给他执掌。
李儇不会做皇帝，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了不少“本事”。他爱好算术、音乐、下棋，并且都有相当高的水平;至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蹴鞠(古代的一种足球游戏)、骑驴击球、斗鸡、斗鹅等也无不精通;骑马射箭、舞枪弄棒也略知一二。李儇如果不是皇帝，也可谓多才多艺，或许在某一方面能取得较高造诣，对社会做出特有的贡献。但作为皇帝，这些“本事”却无益于他要处理的国家大事。有一天，李儇自豪地对人说： “若现在的科举中设置击球科进士，我保准能考中状元。”那人正对皇帝的不务正业感到不满，便接口说： “如果由尧、舜做礼部侍郎，负责录取，陛下肯定会被淘汰。”尧、舜是古代君王的理想典范，他们都把王位传给了贤者，而没有传给儿子，若由他们主持科举，自然更重视选贤;那人言下之意，是说李儇不仅缺乏做皇帝的应有才能，做一个大臣也不够资格。李儇对此并不忌讳，只是一笑了之。李儇虽然缺乏政治才能，却也不是残忍的暴君。
当李儇无忧无虑地做皇帝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爆发。田令孜意识到京师长安处境危险，为寻求退路，他决定让自己的同胞兄弟陈敬瑄和心腹杨师立、牛勗、罗元呆等去控制四川，以便将来有避难场所。在分配四人的统治区域时，李儇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特长，独出心裁地想出一个“好办法”。李儇让他们站在球场上，自己坐在球门旁监督，宣布谁先射球入门，则去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首先破门，获得这一职位，取代了在这一地区本来颇有政绩的崔安潜。杨师立出任东川节度使，牛勗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儇既从中得到了娱乐，又决定了几位地方大员的任命，可谓一举两得。至于这种荒唐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李儇并没有去考虑。这大概要算李儇做皇帝期间比较突出的“政绩”之一。
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他们控制了本区域的地方财政; 农民起义摧毁了许多地方行政机构，并截断了朝廷的财富运输线; 李儇对此并不关心，仍在随心所欲地大笔赏赐。朝廷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当时主管财政的判度支杨严三番五次要求辞职，表示对改变财政困难无能为力。田令孜也知道的确没有办法，谁也改变不了目前的局面，故始终不肯答应杨严的要求。为满足皇宫的支出，田令孜使人借故没收了一批长安富商大贾的财产。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田令孜便指使京兆尹借故治其罪。但这种办法毕竟难以持久，田令孜便以朝廷名义向有钱人家公开借贷，根据借钱数量，封授给他们一定的空头官衔，公开卖官鬻爵。李儇对这种情况并不清楚，仍然无忧无虑。
宦官专权只能控制朝廷，对地方藩镇却无可奈何。在李儇做皇帝期间，藩镇割据又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藩镇依然是藩镇，但军人势力扩大了，他们已不满足于为藩镇卖命或拥立其后代，而是要直接干预藩镇。军人暴动频繁发生，或提出一些条件，或驱逐长官，甚至公然取而代之。许多地方军事长官已无力控制局面。田令孜主持的朝廷既然不能控制藩镇，对敢于颠覆藩镇的军人势力更无能为力，只能在事后承认既成事实。特举几例如下。
当时南诏政权数度侵扰今贵州、四川一带，官军无力抵御。朝廷以郓州节度使高骈为西川节度使，以抵抗南诏的入犯。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高骈趾高气扬，蔑视原来的地方军队，不承认前任召募的突将 (即健勇壮士) 的军人资格，拒绝支付他们应该得到的各种待遇，并时常讥笑他们没有战斗力。由于高骈的歧视，乾符二年 (875)，突将发生兵变，高骈躲进侧所方得以逃命。后来他答应恢复地方军人的军籍并承诺供应财物，兵乱才自动平息。对此，朝廷鞭长莫及，只能听任事态发展。
卢龙节度使张素性格粗暴，不得人心，大将李茂勋发动兵变，驱逐张素，自主卢龙。刘广率兵驱逐昭义节度使高湜，自为留后。朝廷闻讯，不仅不能为藩镇撑腰，却相继宣布承认李茂勋和刘广对当地的统治，正式任命为节度使。陕州军乱，驱逐观察使崔碣。崔碣逃到长安，却被朝廷贬为怀州司马。盐州军队驱逐刺史王承颜，公开要求由王宗诚接任，朝廷便贬王承颜为象州司马。并委派王宗诚前去就任。河中都虞侯王重荣发动兵变，四处劫掠，节度使李都不能制，朝廷便罢免李都，由王重荣接任。河北节度使康传圭在兵变中被杀，朝廷赶快派使者去慰问军队：“你们杀死节度使，是出于一时激愤，但愿今后安下心来，不必害怕，朝廷决不追究。”在被逐或被杀的藩镇中，有的确有恶迹，也有些是无辜受兵乱之害，或因对军队约束过严所致。朝廷对任何情况下的兵乱都表示宽容，无条件地满足他们的要求，既打击了为数不多的忠实官吏，更助长了军人势力的嚣张气焰，促使他们形成新的军阀割据势力。
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因克扣军饷，被部下的沙陀族将士杀死。他们推举沙陀兵马副使李克用为首领。李克用要求由他正式接替段文楚的职务。因李克用的父亲振武节度使李国昌自懿宗朝以来便不受朝廷约束，李克用的要求被拒绝。因父子共据藩镇的目的没有达到，李氏父子公开背叛朝廷，大举南下，攻州掠县，屡败官军，成为北方大患。总之，在李儇为帝时期，藩镇割据出现新的特点，军人势力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批新的军阀，混战局面已在形成之中。对此，李儇也没有清醒的认识。
二
李儇即位的当年，翰林学士卢携便向朝廷上书：今年关东(今潼关以东地区)大旱，小麦只有往年收获量的一半，秋作物颗粒未收，冬季菜蔬也未长成。穷苦百姓只好磨蓬子为面，以槐树叶为菜，很多地区连这些东西也无处采摘。以往局部受灾，老百姓尚能逃荒谋生，今年赤地千里，他们则只好守着乡土，坐以待毙。在这种局面下，地方官吏为交纳赋税定额并向上司权贵贡献贿赂，对老百姓依然督催甚急，动则滥施刑罚。老百姓即使卖掉房屋，砍光树木，甚至典妻卖子，也不过仅能供官吏们的酒饭费用，仍无法完成国家的正额赋税，何况还要承担无休止的徭役。对此若不采取措施，老百姓实在已没有生路。卢携建议立即停止一切征调，并广开义仓济贫，想尽一切办法使灾民能熬过今年冬天，坚持到有草芽树叶的季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卢携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他尚未计算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等剥削。卢携是从维护唐王朝统治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正式颁布停止征调的诏书。
但是，朝廷府库早已枯竭，李儇嬉戏式的赏赐才刚开始，国家急需赋税作为财政来源; 地方藩镇要养兵，行政官员要保乌纱帽，都只有向老百姓搜刮，故朝廷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商州 (治上洛，今河南商县) 刺史王枢为增加府库财富，不仅没有减征赋税，反而压低粮食价格，迫使农民多交实物。当地因此反生多次殴打官吏事件，并曾当场打死两人。对此，朝廷不但没有强调落实诏书的精神，而是另派刺史前去，对农民进行镇压，捕杀三十余人。由此可见所谓停止征调的虚假性。当然，李儇对此可能并不知道。
第二年，大面积发生蝗灾，蝗虫铺天盖地，所过之处，一扫而空。当朝廷召开会议时，京兆尹杨知至却做了这样的报告：“蝗虫进入京畿以后，不吃庄稼，纷纷抱荆棘而死。”这种鬼话，倒使当朝宰相们相当满意，纷纷表示庆贺，似乎真是皇帝的圣政与宰辅们的佐治感动了万物生灵。其实，他们自己也并非不知道事情真象，不过是大家都在欺骗一位少年皇帝而已。李儇或许正想着踢球玩耍，哪里会知道此事真伪。
官逼民反;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实在没有生路的农民只有拿起武器，用鲜血和生命去争生存的权利。乾符元年 (874)冬，濮州 (今河南范县) 人王仙芝聚众数千，首先在长垣 (今属河南) 举起义旗。同时，冤句 (今山东菏泽西南) 人黄巢也起兵响应。两支起义军很快联合起来，威声大震，在黄、淮间攻掠州县，流动作战，不断给前来镇压的官军以重创，起义队伍也不断扩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平均口号。
乾符三年(876)秋天，起义军逼近洛阳，朝廷中一片惊慌。他们一面调兵遣将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颁诏赦免起义军将领，企图分化瓦解。王仙芝一度产生动摇，起义军出现裂痕。明年，王仙芝战败被杀，起义军由黄巢统一指挥，他自称 “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 “王霸”，确立了推翻唐王朝的明确目标。黄巢率部转战黄淮、江淮和江南数年，于广明元年 (880) 再次北上，把进攻目标指向长安。
尽管农民军转战大半个中国，给李唐王朝以致命打击，但对皇帝和朝官而言，毕竟尚未感受到真正的危机，因为起义军一直远离京师。当农民军的动向传到长安时，朝廷始出现真正的恐慌。宰相豆卢瑑、崔沆等建议立即组织关内各镇和左右神策军，也就是朝廷能够直接控制的全部军队，开赴潼关，准备堵截农民军。田令孜作为神策军首领和专权宦官，也感到组织军队是自己难以推卸的责任，表示愿意兼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即堵截起义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建议先派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立即出发援助潼关。这时的李儇已经17岁，虽然平时极少真正处理政事，但对目前的局势毕竟已有所认识，况且他对神策军的情况还是基本了解的。面对愁云笼罩的百官，这位从来不知忧虑的年青皇帝也不禁泪流满面。他认为：左右神策军虽由朝廷直接控制，与诸镇军队相比相对可靠，但他们都几乎从未参加过战争，这时开赴前线也未必能发挥作用。虽然与事无补，但李儇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田令孜对此也很清楚，他自己对守住长安就没有信心，也并不准备真正顽固抵抗，所谓做总指挥也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接住李儇的话茬，他立即提议皇帝 “幸蜀”，因为他事先对此已有准备。田令孜的举动自然也瞒不过宰相，他们知道“幸蜀”的结果将更是完全处于田氏的控制之下，故极力坚持固守潼关，反对逃亡。李儇对长安虽谈不上深厚感情，但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对舒适的皇宫生活早已习惯，而跋山涉水的逃亡生活自然是可怕的，况且 “幸蜀”则意味着抛却祖先的基业，这是他也已经能够意识到的。所以，李儇支持宰相们的意见，决定由田令孜亲自主持固守潼关。
当朝廷讨论是守是逃的时候，起义军已攻克洛阳，镇守洛阳的齐克让退守潼关。官军精神疲惫，粮草缺乏，士气低落。齐克让上书请求援兵。这时，朝廷的援军尚未组织起来。神策军是皇帝的禁卫军，待遇优厚，又极少有征战危险，故长安城中许多富贵子弟往往通过各种途径买通宦官，在神策军中挂名。他们平时狐假虎威，欺凌百姓，此时听说真的要去前线打仗，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当时长安城中设有专门收留孤寡穷苦病人的场所，许多被征发的神策军士兵便不惜高价雇用他们去做自己的替身。奉命率领先头部队的张承范看到这些衣衫不整甚至连兵器都拿不动的“军人”，立即感到心灰意冷。他涕泪交流地恳请皇帝赶快再组织援军。李儇明知既无军队，也无军需，为安慰张承范，也只好说： “你们尽管先走，援军随后就到。”李儇在欺骗张承范的同时，也在欺骗自己。
张承范率部赶到华州 (治郑县，今陕西华县)，当地官军和百姓已逃走一空。幸好府库中尚有粮食，张部士卒才得以每人补充三天的口粮。到达潼关，张承范命令士兵从荒草荆棘中赶出百余名老百姓，为他们挑水，搬运石头，做一些防备工作。但张承范和齐克让的军队都已没有粮食，援军和粮饷又迟迟不到，士气极度低落。广明元年十二月二日，起义军到达潼关，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官军便全部溃逃。李儇和朝廷百官们寄以厚望的防守要塞被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似乎出乎预料，其实正在情理之中。
在张承范出发之后，田令孜在城中又召募了两千人补充神策军，派往前线。为鼓舞士气，田令孜为这批军队发了全套新服装，似乎是生力军。从潼关溃散的官军在逃往长安途中，遇到这批身着温暖而华丽服装的迟到援军，禁不住怨恨暴长，发一声喊，便抢劫了这批可恨的“战友”。这时，起义军已随后赶到，他们立刻倒戈，自愿做起义军的向导，把矛头指向更为可恨的昏庸朝廷。
十二月五日，潼关溃兵首先进入长安，四处抢劫，城中一片混乱，刚下早朝的朝廷百官纷纷藏匿。看到大势已去，田令孜没有告诉任何重要朝官，只挑选了数百名神策军士兵，带着几个王爷和后妃，保护着李儇从长安西门在混乱中秘密出逃。这时，李儇已顾不得祖传基业，逃命要紧，真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前途未卜，李儇仍然只有听从田令孜的安排。
三
李儇一行逃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郑畋希望皇帝把这里作为行宫，以便组织收复京师。李儇此时已如惊弓之鸟，不仅不敢在此久住，多停一天也感到危险，唯恐农民军追击及此，决定跟着田令孜立即南下“幸蜀”。李儇临行前，嘱咐郑畋可以便宜从事，联络附近官军伺机收复京师。至于有多大希望，李儇也不知道。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李儇一行到达兴元(治南郑，今汉中市东)。这里已距长安较远，且得知起义军并未追击，李儇等人也很辛苦，在恐慌、疲乏的旅途中甚至经常挨饿，他们决定在此稍作休息。幸亏汉阴令李康组织骡子运到数百驮粮食，才真正解决了李儇一行人的无米之炊。这时，从长安逃出来的文武百官也有一些陆续追到这里，逃亡中的朝廷也逐渐恢复一些生气。至此，朝廷才想到应该向全国颁布诏书，号召勤王之师努力收复京都。这是离开长安后的第一件政事。兴元毕竟是个小地方，没有宫殿，没有豪华的建筑设备，更没有长安的繁华，李儇不愿在此久住，他派人告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和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勗，表示若兴元难以坚持，准备避难蜀地，希望他们做好接驾准备。陈敬瑄本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就早有准备，得到消息，立即派来三千人马。中和元年 (881)正月，李儇一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抵达成都，陈敬瑄的府衙暂时做了行宫。虽然成都不是长安，但毕竟已远离战争，局面比较安定; 天府之国本来就是富庶之地，其他藩镇听到皇帝“幸蜀”的消息，也有人送来一些东西作贡献，李儇的小朝廷得以安定下来。
田令孜保护李儇逃离长安，文武百官无人知道，虽然随后陆续有人赶到，但毕竟难以形成势力，况且这里是陈敬瑄的统治区域，其实更是田令孜的大后方。田令孜专断朝政由来已久，现在又以护驾首功自居，在各方面更加肆无忌惮。田令孜从长安带出来数百官兵，这时都被视为亲信，享受着优厚待遇，并且几乎每个月都能得到额外赏赐。当然，田令孜也有充足理由，这些人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护驾，追随至此，不但有功，可靠性也得到了考验，理应得到应有的报酬。当地军队则被视为异己，除李儇初进成都时，每人得到三缗赏钱，以示皇恩浩荡外，再也与赏赐无缘，他们对这种不公平待遇极为不满。在一次召集本地军官的会议上，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公开提出这一问题，要求给自己的军队提高待遇。田令孜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他曾立过什么功劳。若郭琪没有战功，便也没有资格与为护驾立下汗马功劳的神策军将士争同等待遇; 田令孜欲借此压服郭琪。不料，郭琪如数家珍： 自从从山东老家参加戌边，先后参加过与党项族的战斗十七次，与契丹族的战斗十余次，身上伤痕累累，在与吐谷浑作战时，曾裹腹再战。听了郭琪的经历，田令孜感到无话可说，又不愿为此提高当地军队的待遇，那样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田令孜借口为郭琪的光荣历史敬酒，以转移本来的话题，又暗中使人往郭琪的酒杯中放进了毒药。
郭琪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酒席未散便赶回军营，经过自行消解，才保全了性命。郭琪深知今后将难以存身，立即率部举行兵变，向临时皇宫发动进攻。田令孜保护李儇秘密逃到东门城楼上，同时命令陈敬瑄的军队镇压郭琪。郭琪很快失败，李儇受了一场虚惊。
李儇逃出长安，没有告诉百官，宰相以下官员绝大部分做了农民军的俘虏; 李儇躲避郭琪之乱，文武官员也无人知晓; 自入成都，凡有军国大事，田令孜也只召集亲信宦官商议，朝官则无权参预。对此，朝官们意见很大。左拾遗孟昭图上书，公开批评宦官专权，认为皇帝两次避难都不顾及文武百官，使他们身陷困境，是不应该的。他建议皇帝应对内 (宦官)外(朝官)官一视同仁，指出内官未必都可信任，朝官也不全是奸佞，特别是目前的朝官都经历了千辛万苦从京师来投靠朝廷，说明他们忠于朝廷，都是将来收复京师的有用之材。但是，当时的一切奏章都须田令孜首先过目，然后确定是否送给李儇。孟昭图在上书的第二天，便被贬为嘉州司户，在流放途中被害。李儇对孟昭图的上书内容根本不知道，但他却要承担贬逐孟昭图的责任，因为田令孜发布任何命令总要打着李儇的旗号。李儇从即位之日起，一切军国大政和人事任免都由田令孜控制。李儇不会理政，不必理政，发展为无权理政，完全成为田令孜的傀儡。至此，李儇已近20岁，对自己的处境也日感不满，对田令孜的专权过甚也很恼火，在与亲信谈及此事时有时也涕泪交流，但他既缺乏能力，更缺乏自信，对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一筹莫展，只能听任事态发展。
李唐天下的大部分交给了藩镇、军阀和农民起义军，李儇小朝廷偏安西南一隅。即使在这一隅中，也不平静。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田令孜的胞兄，是皇帝脚下这片土地的主人，行事专横跋扈，欺凌百姓，闹得这一地区鸡犬不宁。在李儇初进成都时，有人只因开了句玩笑，说当地人果然是蛮，便被活活打死。陈敬瑄对当地的统治也十分残酷，他经常派出一批人四处查访，称为 “寻事人”。“寻事人”所到之处，敲诈勒索，不但一般百姓望而生畏，地方行政官员也无不谈 “虎”色变。有一次，资阳镇将谢弘看到两个“寻事人”经过，赶快邀请他们进去招待，二人或果真有事，扬长而去。谢弘不知何处曾得罪他们，自疑被抓住了什么把柄，唯恐他们回来生事，当夜便躲避出去。第二天，一切平安，“寻事人”已经离去。谢弘确信天下太平，才又回来。虚惊已经过去，但事情尚未完结。不久，此事被捕盗使杨迁得知，他引诱谢弘坦白了事情经过，却声称是自己在讨贼中捕获了谢弘，押关到陈敬瑄处。陈不问情由，把谢活活整死。这时，邛州牙将阡能有与谢弘相近的“过失”，担心哪天会有同样下场。等死不如造反，阡能公开打出叛旗，拉起一支队伍，号召当地百姓参加，很快就发展到万余人，四处攻掠城邑。同时，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等也纷纷组织武装，与阡能交相呼应，多次打败陈敬瑄派去镇压的官军，声威大震。天子脚下的西川几乎失去控制。为镇压叛乱，陈敬瑄只好把看门士卒和仓库守卫也赶上战场，但仍然连吃败仗。主持讨伐的部将杨行迁害怕陈敬瑄责备他作战失利，便到处捕捉手无寸铁的百姓，作为战俘上交，陈敬瑄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其中包括许多妇女、老幼，也无辜惨遭杀害。这就是李儇小朝廷偏安京畿的局面。
东川 (治梓川，今四川三台) 节度使杨师立本是田令孜的心腹，但这时对田、陈兄弟在成都的作为也深感不满，时有牢骚。为消除异己，田令孜以朝廷名义征杨师立为右仆射，实为夺其兵权。杨师立接到委任状，便识破了田令孜的阴谋，当即率部向成都开进，声称讨伐陈敬瑄。双方混战数月，杨师立败死，由陈敬瑄的部将高仁厚接任东川节度使。
朝廷中田令孜控制一切，蔑视百官，也不把李儇放在眼里;成都城中曾有郭琪之乱，李儇再受惊吓; 小朝廷控制的西南一隅也烽烟四起，战乱频繁，这就是李儇在四年偏安中的基本处境。
四
在李儇逃出长安的当天，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城，被抛弃的朝廷官员大部分投降。起义军纪律严明，颇得长安市民好感，城中一片节日景象。但起义军没有追击逃亡中的李儇小朝廷，也没有对长安附近的藩镇发动猛烈攻击，以巩固京师，犯了战略性错误。
凤翔节度使郑畋忠实于李儇的嘱托，在加强凤翔守备的同时，秘密与附近节度使联络，伺机向起义军反扑。一些曾投降的官军也纷纷反叛。中和元年(881)四月，长安周围的官军已形成对长安的包围，联合发动攻势，黄巢主动撤离。各路军阀进入长安后，烧杀抢劫，甚至发生火并，农民军乘机再次收复长安，但仍处在重重包围之中。
黄巢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缺乏军需来源。在长安，他也只能控制同 (今陕西大荔)、华 (今陕西华县)二州，处境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中和二年九月，同州刺史朱温叛变，接受官军改编，起义军实力再度削弱。中和三年，一度被官军打击的李克用父子也接受朝廷召唤，再度南下。四月，黄巢被迫撤出长安，于同年六月被害，历时十年的农民大起义失败。
在李儇躲避农民军的四年中，天下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黄巢起义前，基本局面仍是由来已久的藩镇割据，他们虽然不听中央指挥，但也不能公开与朝廷抗衡，至少皇帝还是公认的共主，他们还需要得到朝廷名义上的承认。在黄巢起义中，李儇逃亡，朝廷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威信和号召力，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藩镇和军人势力首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竞相扩张实力，形成军阀，开始了大规模的兼并。藩镇割据，经过黄巢起义，转变为军阀混战，这是李儇做皇帝时期天下局势的一大转折。从此，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以后的延续不过是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的过渡而已。
黄巢于883年4月撤出长安。长安经过各路军阀的多次破坏之后，早已残破不堪，故李儇小朝廷并没有立即离开成都。李儇任命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为京兆尹，负责对京师的宫殿进行修复，同时招募流民充实京师，为朝廷迁返做些准备。光启元年 (885)正月，李儇率领小朝廷离开成都，于三月间回到长安，结束了四年多的流亡生活。虽然经过王徽近一年的修复，长安城内仍一片荒芜，荆棘遍地，野兔横行，昔日的繁华景象荡然无存。李儇虽然极少直接处理政事，对各种事情并不关注，但他毕竟已经23岁，作为李唐王朝的正宗皇帝，面对如此荒凉的景象，也不禁凄然。回京的第三天，李儇宣布改年号为“光启”，希望能恢复往日的唐帝国和往日的京师。但是，李儇也只能是希望而已，他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并不能凭一时激愤生出回天之力，就是朝廷本身的事务他也不能驾驭。况且，天下形势也已大为改变。除四川、两广和大西北尚未正式形成大规模割据外，其他地区均被军阀们瓜分完毕，或尚在无休止的争抢之中，李儇小朝廷仅能控制的长安也并不平静。
田令孜在成都召募了五十四都新军，每都一千人，南衙、北司的官员也有万余人，他们都需要朝廷养活，而朝廷也要依赖他们支撑下去。国库早已被洗劫一空，军阀割据地区早已不纳贡赋，边远地区即使可以征收到少量赋税也无法送到京师，朝廷的财政来源只限于长安、凤翔、同州和华州等地。因收入过少，朝廷对士卒的赏赐就难以丰厚，军队中颇有怨言。作为实际执政者，田令孜必须想办法扩大财政来源，以稳定仅有的赖以生存的军队。安邑(治所在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城)、解县(今运城西南解州)出产池盐，原属国家的盐铁专卖机构，历来是重要财源之一，当时有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控制。田令孜宣布自任两池榷盐使，试图利用自己在朝廷的专权地位迫使王重荣屈服，以便全部收回两地的盐税。王重荣本是镇压黄巢起义的刽子手，为李儇收复京师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忠于李唐王朝的。功劳没有得到封赏，这时又要收缴他的盐税征收权，已转变为军阀的王重荣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次上书力争盐税权。田令孜委派宦官对王重荣再三劝解，王重荣坚持不让步。田令孜利用朝廷名义调王重荣离开河中，王重荣不服，再次上书，极力攻击田令孜专权误国，把李儇即位以来朝廷日微的责任全部推到田令孜身上。虽然王重荣的攻击并不能推翻田令孜的统治，但田令孜也仍然得不到盐税权。既然朝廷的诏书已不能发挥作用，田令孜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解决问题。
当时，李克用正与朱全忠争雄。李克用早已是李唐王朝的叛逆，并且也是北方军阀的公敌，而朱全忠则在名义上拥护李儇政权，距李克用较近的邠宁 (治邠州，今陕西彬县) 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暗中依附朱全忠。利用这一点，田令孜笼络了朱玫和李昌符，请求他们共同对付王重荣，并允诺以后给以好处。朱玫、李昌符出兵，田令孜也派出部分神策军，合力围攻王重荣。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为借此消除后顾之忧，李克用决定援助王重荣。联军围攻月余不下，李克用兵至。田令孜自知不敌，反过来主动与李克用讲和。李克用拒绝和谈，要求朝廷以杀死田令孜为和谈条件。双方开战，朱玫、李昌符大败，李克用兵临长安城下。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田令孜再次保护李儇出走，逃到凤翔。京师再遭涂炭。
李克用、王重荣派人请李儇回宫，但仍然要求杀掉田令孜。田令孜既无力低御，也没有援兵，心里很害怕，建议李儇再去兴元，准备再次“幸蜀”，因为那里还有愿意为他效命的势力。通过十几年的傀儡皇帝生涯，李儇对田令孜早已不信任，只是没有能力摆脱他的控制而已，况且他也不想再度过逃亡生活。李儇第一次否决田令孜的建议，公开表示要继续留在凤翔，似乎他已不害怕叛军的追兵。至此，田令孜仍不愿放弃对李儇的控制，光启二年 (886)正月初八日夜，田令孜率兵劫持李儇强行出走，前往宝鸡，只有宫廷卫士数百人跟随，文武官员又被抛在凤翔。
朱玫、李昌符本来就不是真心拥戴李儇小朝廷，这时看到大势已去，更不愿再为臭名昭着的田令孜充当替罪羊，干脆投降了李克用，并自愿作为追击御驾的先头部队。追兵至，田令孜的神策军已如惊弓之鸟，不敢抵抗，连夜挟持李儇逃到散关 (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追兵很快又到，李儇等人又仓惶逃窜。为阻挡追兵，有人点火烧了栈道。李儇在王建的保护下，从火焰中艰难穿过。追兵被抛下，李儇也失去了安身之地，当天夜里，就枕着王建的腿露宿。三月十七日，李儇再次到达兴元，暂时安定下来。
在逃窜中，皇室后裔李煴因病掉队，做了追兵的俘虏。这时，朱玫异想天开地想自己立一个皇帝，由自己发号施令，以此压制天下军阀。在回到凤翔时，朱玫胁迫原宰相萧遘等官员，共同拥立李煴为帝，回到长安，改年号为建贞，遥尊在兴元的李儇为太上元皇圣帝。建立了与李儇相对抗的小朝廷。李儇两次出逃，都没有告诉朝廷百官，听凭他们做俘虏，他们对田令孜控制下的李儇朝廷心灰意冷，况且在朱玫的胁迫下，他们也不敢不从，故纷纷表示愿意拥戴李煴，同意在小朝廷中任职。
李儇第一次出逃，是为躲避农民起义军，第二次却是为了藩镇要求诛杀田令孜。田令孜劫持李儇出逃，是为继续控制朝廷，但这时的李儇不仅已没有号召天下的威信和地位，并且自身难保，朝廷本身既无财富，也无军队，已没有多大价值。况且李煴小朝廷的组成，更使李儇显得没有利用价值。李儇本人对田令孜的不满已溢于言表，田令孜对此也不得不提防。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根据现实情况，田令孜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主动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杨复恭，自己则去投靠尚有地盘和军队的哥哥陈敬瑄。至此，自李儇即位之日起便把持朝政的田令孜终于离开了朝廷，但他是在朝廷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主动离去的，并非李儇对他进行了制裁，况且对李儇来说，已为时晚矣。
没有人对李儇表示同情，提供财物，堂堂大唐皇帝被困在偏僻的兴元，随从们吃饭也成了问题。有人建议拉拢王重荣; 在这种时候，只有依附军阀才有生路。朱玫拥立李煴，完全是自做主张，李克用、李昌符、王重荣等对此都极为不满; 他们驱逐田令孜并非是为了听命于朱玫。既然田令孜已经出走，似乎李儇比李煴更可爱，起码他已没有了需要听命的主人，况且是大唐正宗皇帝。李昌符首先宣布支持李儇，王重荣接到诏书也象征性地往兴元送去了贡物，李克用则公开讨伐朱玫。一时间，李儇又成为人心所向的皇帝。军阀们虽然不愿受朝廷约束，但在势均力敌时却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共主，作为争夺中的缓冲地带。光启二年十二月，朱玫被部将王行瑜杀死，李煴在逃亡中被王重荣部俘获，后来被杀，李煴小朝廷历时八月而亡。
形势突然好转，李儇带领随从人员于光启三年三月离开兴元，准备返回京师。自田令孜出走后，杨复恭控制一切。逃亡中的小朝廷本来已没有重要政事，随着形势好转，勾心斗角的政治角逐又剧烈起来。为巩固自己的专权地位，杨复恭大举党同伐异，对田令孜余党和曾表示拥立李煴的官员或杀或贬，一概清除，使刚刚缓和的政治局势又紧张起来。盘踞长安的李昌符曾是追赶车驾的首犯，虽然又在讨伐朱玫时立功，面对杨复恭的党同伐异，不禁担心自己未来的下场，唯恐被追究。所以，当车驾到凤翔时，李昌符借口京师残破，宫殿极需修复，阻拦李儇一行进入长安。
杨复恭虽名为朝廷执政，对李昌符的行为却无可奈何，李儇只好暂住凤翔。六月，杨复恭的儿子、神策军都头杨守立在行宫中与李昌符发生口角，造成双方士兵混战。李儇以皇帝的身份进行调解，但双方都不予理会，战斗仍在继续。李儇束手无策，只好令宫廷守卫严守门户，自己则待在行宫中不闻不问，听任事态自由发展。第二天，李昌符的军队纵火焚烧了李儇的行宫，与杨守立的神策军再次火并。结果，李昌符失败，李儇才又安定下来。在逃亡中，唐王朝的列祖列宗牌位散失，李儇感到回去难以向祖宗交待，决定先派人去长安修复太庙，重制牌位，车驾仍暂留凤翔。
文德元年(888)二月初，李儇生病。因害怕死在外面，命车驾急速回京。李儇的病情日渐严重，杨复恭主持拥立李儇的七弟寿王李晔为皇太弟，暂执朝政。三月初六日，李儇驾崩，年仅26岁，同年葬于靖陵。李晔即位，是为昭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