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帝刘炟

章帝刘炟 

汉章帝刘炟,是汉明帝的第五个儿子,生于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57)。其生母为贾贵人。因为明帝马皇后无子,再加上贾贵人为马皇后同母异父的姐姐,所以刘炟幼年为马皇后收养,就以马氏为外家。刘炟顺理成章地成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明帝永平三年(60),刘炟才4岁,即被立为皇太子。

永平十八年(75)的秋天,明帝因病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19岁。次年,建元 “建初”。

章帝即位后,首先对朝廷 “三公”做了一些调整,原太尉赵熹改任为太傅,司空牟融为太尉,超迁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人事刚刚安排妥当,忽从边关传来急报: 西域焉耆、龟兹二国,连接北匈奴,攻没东汉政府派出的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又出兵柳中城,围攻东汉校尉关宠。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车师国也叛汉附匈。与北匈奴连兵共攻疏勒城。驻守疏勒的是东汉校尉耿恭。他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拚死抵抗。但由于后援不继,快到弹尽粮绝的地步。柳中城也危急万分。告急文书连片而至。

年轻的章帝刚即位就遇到如此迫切的问题,需要做出决策。他召集大臣们开会,请各位细陈主张。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新遭国丧,人心未辑,且西域路途遥远,难以相救。独有司徒鲍昱力主救援,他说:“现在将士们处于危难之地,如果不去救,外则纵恿蛮夷的暴行,内则伤害国家的忠勇将士。如果这样办,恐怕将来国家再有边事,就不会有人再去主动为国尽忠了。”章帝觉得鲍昱讲得很有道理,令他继续陈述敌我双方的态势。鲍昱接着说: “疏勒、柳中两地汉兵只有数千人,匈奴攻打几月不能占领,说明其战斗力有限。现在只要派遣敦煌、酒泉二太守,各率精锐骑兵2千人,多张旗帜,急赴西线,匈奴久战疲敝,必不敢当,两地之围,会不战而解。”章帝依从鲍昱的建议,命令征西将军耿秉,出屯酒泉,代理太守职务;命令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率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及鄯善兵共7千多人,星夜西进,驰援被围困中的汉军官兵。到第二年春天,即建初元年(76),段彭等率军先击车师,再攻交河城,救出耿恭等官兵,退回玉门关内。玉门关守将郑众,亲自出关迎接耿恭,并为耿恭上疏朝廷,为其请功。司徒鲍昱亦奏曰:“耿恭居危城而不乱,忠勇双全,其气节又过于苏武。”章帝宣召耿恭入京,亲加抚慰,授予耿恭骑都尉之职。

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章帝举棋不定。大臣们也有争论。校书郎杨终上疏说: “由于北征匈奴和经营西域,百姓们服役连年。算算花在运输军用物资上的费用就非常浩大。人民陷于忧愁和贫困之中,其怨气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该留心!”太尉牟融、司徒鲍昱则力陈:“征伐匈奴、屯戌西域是先帝定下的政策,孝子无改父之道,应按既定方针办。”杨终针对牟、鲍二人的论点,再次上疏反驳说: “秦始皇筑长城,大兴劳役,胡亥上台不做变更,所以亡了天下。武帝开边,元帝根据形势做了变通,放弃了珠崖等郡,所以汉家国运长久。现在西域用兵连年,军士出征久不还乡,也不符合天意。”由于确实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困难,章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西域,诏令滞留西域的汉朝人员回国。

这时班超住在疏勒国,也接到了撤退的诏书。他收拾行装,备好马匹,准备返回久别的祖国。在西域生活多年,他对这种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也有些依依不舍之情。在抗击匈奴侵扰的斗争中他显示了杰出的才能和无畏的胆量,又深深得到西域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听说班超要回国了,疏勒国的人民惊慌不安,因为班超在这里,对付匈奴就有办法。班超一走,匈奴使者又会来敲诈勒索,又要岁无宁日了。疏勒都尉黎弇抽出长刀,满面流泪,对天长叹道: “汉朝使节弃我而去,我国必为匈奴所灭。与其后日死亡,不如今日魂随汉使,送其东归!”说罢,即引刀自刎。班超虽然也难舍难分,但王命在身,身不由己,拨转马头,踽踽地向东行去。不久到了于阗国。于阗的人民拦道迎接班超,听说他要东归,都失声痛哭,就近的人们伏地抱着班超的马脚,不让他离开。班超无奈,只好留下来,同时上书章帝,请求让他留屯西域。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在汉朝的兵力撤出西域后,班超以其过人的才智和胆量,孤身留在西域,从事维护汉中央政府同西域诸国团结友好的政治活动。

老天好象也给刚上台的章帝出难题。建初元年(76),兖、豫、徐等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章帝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另一方面又把大臣们召集到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司徒鲍昱痛陈时弊: “前几年治楚王英狱,抓的人成百上千。这些人恐怕并不是都有罪。而且大的政治案件,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了徒刑的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的办法,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以解除天下的旱情,以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和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章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使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较为顺利的渡过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

东汉光武、明帝两朝,鉴于西汉王莽篡位的教训,不允许外戚封侯干政。马太后的兄弟马廖、马防、马光,在明帝朝虽通籍为官,然而马廖官不过做到虎贲中郎,马防、马光不过为黄门郎,一直不曾晋升。也许是出于对马太后的感激之情,也许是由于什么别的缘故,章帝一即位,就越级提拔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氏兄弟同时升迁,得意忘形,趾高气昂。而一些没有骨气的官僚和清客也争相趋附。马家宾客盈门,车如流水。司空第五伦看到后族势力过盛,乃上疏劝谏说:“臣听说近代光烈阴皇后,虽然友爱兄弟,却命他的哥哥阴就、阴识出京就食封邑,不得结交宾客。其后明帝即位,杜绝了外戚请托之风。臣听说卫尉马廖以布3千匹,城门校尉马防以钱3百万,结交三辅。其行为不应经义,踰制干法,臣冒死自表,望陛下省察,思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天下幸甚!”第五伦的上疏,被搁在一边,没有引起章帝的注意。

章帝即位之初,就欲为帝舅们封侯拜爵,马太后怕有碍成法,引起非议,坚决不许。建初二年(77),天久旱不雨。一些附熖马氏的官僚士大夫,乘机上书,说由于不封外戚,才引起阴阳失调,天气干旱,请求章帝诏封马氏兄弟。章帝欲依从此议,无奈马太后坚执不从。马太后发布晓谕道:“凡上书言封外亲者,都希望献媚于我谋求好处。西京王氏五侯同日而封,结果当天黄雾漫天,未听说因此而降落雨水。凡外戚贵盛到极点,很少有不倒台的。所以先帝在世慎防舅氏,令其不在枢机之位。先帝又常言,我子不能与光武皇子等同,现在有关部门怎么拿马氏擅比阴氏呢?且阴氏三侯,或勇猛诚信,或多所方略,皆有功于国家。马氏兄弟的德才不及阴氏远矣! 知臣莫若君,况三人都是我的亲兄弟呢。我怎么能上负先帝之旨,下负先人之德,重蹈西京败亡的覆辙呢?特此布告天下。”马太后的这道诏书传出,大臣们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有章帝看了诏书,感慨之余,仍不死心,再向太后面请道: “汉兴之后,舅氏封侯,与诸子封王一样,已成定制。太后原意是谦虚退让,为何不让我奉献加恩三舅的美意呢?且舅舅们年事渐高,身体多病,如有不讳,将使我遗恨无穷。望太后省察,宜及时册封,不该拖延!”马太后和颜悦色地劝说章帝道: “我怎么一定要表示谦退,不让你加恩于外戚?但反复考虑,实在不应加封。从前窦太后欲封王皇后兄,遭到丞相周亚夫的反对,说高祖有约,无军功者不侯。今马氏无功国家,怎能与佐汉中兴的阴、郭二家比同? 再看富家贵族,禄位重迭者,如木再结实,根必受伤,决难持久。我已对此深思熟虑,勿再提加封之事。况且你刚接帝位,天气异常,灾害频仍,谷价腾贵。正应为此事考虑,如何安辑百姓,度过难关。怎么放着正事不干,先营封侯外戚呢?”一席话,说得章帝只有俯首受教,唯唯退出。

建初三年(78),马太后去世。就在这一年,章帝册立故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为皇后,外戚窦氏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在章帝后宫里,嫔妃们之间为争取宠幸也展开了微妙的斗争。原来窦皇后虽得到章帝的宠爱,却没有生子,这很可能成为其皇后位置的潜在的危胁。而后宫宋贵人,却已生下一男,起名刘庆。章帝就立刘庆为皇太子。另外,前太仆梁松的侄女梁贵人,也生有一子,起名为刘肇。因此对于窦皇后来讲,宋贵人及皇太子刘庆,是务必首先去掉的眼中钉。于是窦皇后买通了宫中侍女,作证诬告宋贵人造作蛊毒,诅咒皇上。另一方面,窦皇后又将刘肇据为己有。皇帝迷恋窦氏的美貌,对她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诏废黜宋贵人及皇太子刘庆,另立刘肇为皇太子。宋贵人不久含冤自杀,刘肇的生母梁贵人因父亲梁竦、伯父梁松坐罪身死,忧愤成疾,不久也死去。这样,窦皇后牢牢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宫外,外戚集团之间也为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开始了争斗。由于马太后的去世,马氏兄弟在朝中已失去了内援,往日聚集在马氏门下的食客也渐渐散去。三兄弟中,只有马廖还能洁身自好。其余马防、马光,不知形势已变,仍大起第宅,购置洛阳周围美田,骄盈过制,不免引起人们的私下议论,更激起新近得宠的窦氏兄弟的嫉妒和仇恨。不利于马氏兄弟的流言时时传到章帝的耳中。章帝起初尚不在意,听的多了,就常常对马氏兄弟加以训戒。马廖当然不满,于是致书友人,论时过之境迁,人情之淡泊。这封信的内容,被窦氏探听到。窦氏乘机上书,状告马廖心怀怨悱,并告马防、马光,奢侈逾潜,浊乱圣化。章帝看到奏本后,罢免了马氏三兄弟的官职,令他们徙就封邑。随着马氏的沦落,外戚窦氏的地位升了起来。窦皇后的哥哥窦宪被任命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窦氏兄弟出入宫省,赏赐累积,交通宾客。对此形势,司空第五伦曾表示过忧虑,他清醒地看到,西汉中后期危胁皇权终于导致倾覆的外戚政治势力,在章帝的纵容下,又重新得志。为国家计,为社稷计,第五伦不怕触乱圣颜,上书直陈道: “臣才学空疏,而居辅弼之任。受陛下重托,常思进忠言大义,以报国家。臣见虎贲中郎将窦宪,以皇后亲戚,出入宫省,典司禁兵。并交结游客,以张声势。而出入贵戚之门的,大多为品行低下之徒,少安贫守节之士。更有毫无志气的士大夫中的丑类,争相攀附,云集其门。臣望陛下严格约束窦宪,令其闭门自守,不得妄自交结士大夫,以防患于未萌。这样才能使陛下的江山永固,贵戚之福禄长存。”

但是第五伦的一片苦心,并未被章帝重视,也不能抑制窦氏外戚势力的恶性膨胀。窦宪依仗妹妹在宫中的地位,横行跋扈,杀人越货,欺凌诸王、公主及前朝皇后阴马诸家,甚至用极低的价钱强夺沁水公主的园田,这才引起章帝的重视。一日,章帝命窦宪同出巡游,路过沁水公主园田。章帝故意问: “公主园田今属谁家?”窦宪知事情败露,支支吾吾,不敢正视。章帝始知传闻是实。回到宫中,召窦宪痛斥道:“你私自夺取公主园田,可知犯何罪? 我怕你如此骄横,与秦朝赵高指鹿为马有何两样? 从前永平年间,先帝尝令贵戚阴党、阴博、邓迭三人,互相纠察,使其不敢犯法。现在贵如公主,尚遭到你的掠夺,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 我要抛弃你,就如对待一只雏鸡、一个臭老鼠差不多,有何可惜!” 窦宪慌忙伏地请罪。至此,窦氏势力才有所收敛。

为了重建光武、明帝两朝约束外戚的政策,章帝特调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周纡进京,任洛阳令。周纡一上任,就命令属吏通报京师豪强的名单。属吏们只报了一些街坊头面人物。周纡大怒,直言训斥道: “我要的是皇亲国戚如马、窦诸家的名单! 照你们所报,不过是一些菜贩子,欺行霸市的小人物,何足计较?”属吏受训斥,不敢隐瞒,将马、窦之家的不轨子弟姓名,一一列上。周纡过目后,抬头嘱咐道: “本洛阳令只知国法,不顾贵戚。你等如舞文弄法,包庇马、窦子弟,休来见我!”周纡又严申禁令,声明不论谁人犯法,严惩不饶。于是洛阳城中的外戚子弟,行为有所收敛,不敢轻易犯法。一天黄昏时分,黄门侍郎窦笃出宫回家,路过止奸亭,亭长霍延截住窦笃车马,定要检查一遍才许经过。窦笃的随从仆人,平常作威作福狐假虎威,根本不把一个小小的亭长放在眼里,将霍延推开。霍延拔出佩剑,高声大喝道: “我奉洛阳令手谕,无论皇亲国戚,夜间经过此亭,必须查究放行。你们是些什么人,敢在此撒野!”窦氏仆从还要与他争论,这时,一直坐在车中的窦笃大声叫道:“我是黄门侍郎窦笃。从宫中请假回家,可以经过此亭吗?”亭长听窦笃通报了姓名,才准许放行。事情并未完结。第二天入宫,窦笃劾奏周纡纵吏横行,辱骂贵戚。皇后又在章帝面前哭诉。章帝早知所言不全是事实,又碍于皇后情面,下诏将周纡逮捕候审。周纡在审判时,理直气壮,据法痛斥窦氏恶行。廷尉做不了主,只好据实录向章帝汇报。章帝又命令将周纡释放,暂免去其洛阳令官职。不过,章帝对周纡的忠直也非常了解,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章帝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游移不定,对外戚的势力发展,他有所警惕,但又下不了决心狠狠处理。东汉中期的外戚专政,在章帝朝已埋下了祸根。

再说班超在西域,团结各族人民,有效地遏止了北匈奴的侵扰。西域各国,除龟兹外,都愿意臣服于汉。建初六年(83),班超在疏勒上书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章帝支持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适时有平陵人徐干自告奋勇地到朝中上书,愿意立功异域。章帝大喜,即命令徐干为假司马,率领1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强大,班超又请求章帝,遣使慰问乌孙国王。章帝同意了班超的请求,派遣使臣去往乌孙。乌孙国王非常高兴,于建初八年(85),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章帝觉得非常称意。于是他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于他代表东汉政府在西域行事的权力。又提拔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西域使者回国。李邑行到于阗,听说龟兹和疏勒之间发生了战争。李邑贪生怕死,不愿再西行,于是上书章帝,奏称西域难平。又云班超终日拥娇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意东归,他以前的报告,纯属虚构,均不可行。班超闻知,觉得远在异域,谗言难止,于是将妻子休去,再次上表陈述苦衷。章帝感叹班超的忠诚。于是下诏谴责李邑说: “如果班超真如你所说拥妻抱子,他部下1千多人,怎么就不思东归,反和他同心协力你。你在西域从今以后就受班超节制,不必多言!”班超待李邑行至疏勒,辟其为从事,对他百般照顾。后来乌孙国王遣子入侍,班超又派遣李邑陪同乌孙王子,回到洛阳。军司马徐干对班超说:“他以前曾诽谤你,现在你为什么不派其他人去,让他仍留在西域呢?”班超笑了笑,说:“既然他无心留在这里,还不如让他回去呢。” 由于同汉朝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乌孙的内附,使班超在西域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受班超的节制,这样就为和帝朝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了道路。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围绕着 “五经”,产生了许多 “章句之徒”。他们或出于学术或出于政治上营利的目的,形成了观点互异的学派。对封建统治者来讲,这种局面不利于思想上的专制和政治上的统一。章帝做太子时,十分爱好儒学,对经文、章句的歧异,就很不以为然。做了皇帝后,他下决心来一次整顿。建初八年(79),章帝接受了杨终的建议,亲自在白虎观召集将、大夫、博士、郎官和诸儒开会,议定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自己拍板,决断是非。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 《白虎通德论》,或简称为 《白虎通》、《白虎通义》。白虎观会议以及 《白虎通》所标榜的 “正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用谶讳来正经学,其目的也就是利用政治力量,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使它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另一层是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以便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所以 《白虎通》也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着作。在这之前,官方提倡的今文经学章句烦琐,歧义叠出,现在则有了统一的、而且是被最高统治者认可的权威的解释。

公元84年,章帝改年号为 “元和”。就在这一年,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尚书张林建议恢复盐的专卖政策和均输之法,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尚书仆射朱晖等表示坚决反对,说: “均输之法,和一般商贾的行为没有两样,盐利归了政府,则人民穷困而怨结,不是英明的君主所该实行的。”章帝已经听信了张林的意见,听了朱晖的反对意见大怒。朱晖等一看苗头不对,吓得自己蹲到监狱中去待罪。三天后,章帝觉得也许有些过分,又下诏书叫他们出来。

章和二年 (88),章帝去世,时年31岁,在位13年。葬于敬陵,庙号 “肃宗”。关于章帝的为人,后世的史家称他忠厚仁义,笃于亲系。魏文帝曹丕又拿他和明帝比,说明帝精明强干但过于严厉,章帝才是一个忠厚长者。但这些赞扬主要是指他对贵族和官僚集团而言。例如依东汉制度,官员贪污要禁锢三世,即三代人都不准为官。在章帝亲自主持下,废除了这项制度。对官员和贵族的赏赐,又往往超过规定的限额,这才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而这些负担,都转嫁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又有一些后世的史家说,由于章帝对官僚和贵族集团的宽宥,东汉政治的腐败从这时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