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刘奭
汉元帝刘奭 (前75—前33)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两岁时宣帝即位,九岁时被立为太子。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对他说: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将会败坏汉室,从而发现太子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宣帝黄龙元年 (前49),宣帝逝世,27岁的元帝刘奭即位。不出宣帝所料,刘奭果然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一、尊师重儒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 (今山东枣庄东南) 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太子刘奭《论语》和 《礼仪》,与同时教授 《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当时,肖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他即位不久,听说琅玡 (今山东诸城) 人王吉和贡禹是关东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师傅肖望之以《齐诗》着称,周堪以 《尚书》闻名; 御史大夫贡禹精明 《公羊春秋》,薛广德曾以 《鲁诗》教授; 丞相韦玄成秉承家学,兼通数经,匡衡则是当时众所公认的 《诗》 学泰斗。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其中贡禹和薛广德较为突出。
贡禹自入朝为官,前后上书数十篇,主要内容是谏元帝带头节俭。他认为,古代君主俭朴,什一而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给人足。高祖、文、景之时,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厩马百余匹,后来日益奢侈,后宫女子竟达数千人,厩中食粟之马达到万匹。上行下效,全都奢侈起来,诸侯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豪富者的歌女也有数十人,造成天下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本着天生圣人是为治理万民而不是为个人娱乐的精神,他建议元帝首先从自己做起,成为节约的表率,来纠正社会的侈糜之风。在贡禹规谏下,元帝在皇室范围内先后采取了许多节俭的措施。他诏令停止维修那些经常不去的离宫别馆,太仆减少喂马的谷,水衡减少喂兽的肉,撤消黄门署的乘舆、狗马和玩物,并把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和严御池田四处田猎游玩场所假与贫民田居。又下诏说:“朕念及众人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中长期辛苦操劳,守卫着没人居住的宫殿,于治国安民的大道无益,现解除甘泉、建章二宫的警卫,卫士一律回乡务农。百官各署务必减省费用,将实际情况向上汇报。”元帝还诏命负责宫中饮食的太官,不要每日屠宰,伙食费照以往省减二分之一。乘舆养马以不误正事为准则,不可铺张浪费。并罢除了角抵戏以及不常用的上林宫馆。
元帝虽然采取了一系列节俭措施,但这并不影响他吃喝玩乐。永光元年(前43)春,元帝行幸甘泉,郊祀泰畴的典礼完毕后,就趁机留下来射猎游玩。当时关东连年受灾,百姓饥饿难熬,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悲剧,御史大夫薛广德给元帝上书,言辞相当激烈,他说:“关东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然而陛下却天天撞亡秦的丧钟,听郑卫音乐,为臣实在伤心。现在士兵暴露野外,从官都很疲劳,请陛下急速回京,深思百姓忧患。与百姓同忧同乐,天下幸甚。”元帝看了薛广德的直言谏书,也没生气,当日就命车驾返回长安。
元帝重儒,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的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尽管元帝重用儒生,能在一定程度上纳谏,并采取了一些轻刑和节俭的措施,但丝毫也不能改变西汉王朝的历史车轮向下坡滑去。以轻刑来说,元帝曾减省刑罚70多项,并连年大赦,但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盗贼满山,社会治安极为混乱。以节俭来说,元帝做出不少示范动作,但侈糜之风有增无已。匡衡给元帝上疏,认为当时天下的风俗是贪财贱义,好声色,尚侈糜。而恶劣之风的根子则在朝廷,朝廷有勾心斗争下面就有争斗之患,朝廷有专横之官下面就有不让之士,朝廷有好利的大臣下面就有盗窃的民贼。长安是天子的都城,直接承受圣明的教化,习俗却与地方无异,原因就在于地方学习京都,郡县学习朝廷,一切都是向上面学坏的。匡衡虽然指出这一问题,但由于积重难返,况且元帝也未认真解决,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朝纲不整,必然会败坏地方吏治,以致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汉王朝只能向下坡路滑去。而朝纲不整与元帝宠信奸佞是分不开的。
二、宠奸任佞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济南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朝廷副秘书长),与中书令(朝廷秘书长)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唇灵巧,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他们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当时摆在元帝面前的敌对双方,一方是恩师,一方是宠臣,对恩师的意见他不便拒绝,对宠臣他不忍抛弃。他的柔弱性格决定他采取折衷态度,所以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弘、石知道情况后,就指使人趁肖望之退朝休息之日诬告肖、周密谋排斥车骑将军史高,清除许、史外戚,骗使元帝批转中书令审查。弘、石经过一番欺诈和毁造,向元帝呈上一个振振有辞的处理奏章: “肖望之、周堪、刘向朋党勾结,相互吹捧,多次诽谤大臣,离间皇亲,以图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刚刚即位,还不懂某些官文用语,自然也不懂 “谒者召致廷尉” 的意思是由谒者押入监狱,误认为是移交廷尉复查,他马马虎虎扫了一眼,批准提案。不久,元帝有事要召见周堪、刘向,左右回报说: “已经入狱。”元帝大吃一惊,问: “ ‘召致廷尉’ 不就是廷尉卿察问察问吗?”他这才明白,官样文章中还有不少名堂,于是斥责弘、石,说: “命他们立即出狱理事。”
骗局已破,弘、石只好向元帝叩头谢罪。他们感到单凭中书势力难于打倒肖、周正直派,于是拉拢外戚史高,并授与奸言。史高对元帝说: “陛下刚刚即位,德化的美名还没传布天下,却先有了误罪师傅的恶声。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免职,不然就显示了皇帝的过错。”元帝听之有理,便将错就错,把肖、周、刘统统免官。
事后,元帝总觉得对师傅处理不够妥当,数月后,又下了一个诏令,其中说: “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召命肖望之回朝理事,并加官赐爵,拟日后拜为丞相。同时也召回周堪、刘向,拟任职谏大夫,由于弘、石百搬阻扰,结果二人做了郎官。当时,弘、石中书派与肖、周正直派侧面相望,势同水火。
刘向引经举史,上书揭露弘、石,同时肖望之的儿子肖汲也上书为父申冤。石显等人以 “诬罔不道” 的罪名把刘向打入监狱,对肖汲上书,则安排了一个阴险计划。石显深知作为帝师的肖望之德高望重,平素养成一种刚直不屈的性格,就决定采用闪电式的奸术将他逼死。
奸术的第一步是骗取元帝逮捕肖望之入狱的亲笔批示。弘、石操纵复察肖案的部门向元帝呈交了一份奏章:“肖望之以前的罪过清楚明白,无所谓诬告。教唆儿子上书,却失大臣之礼,大不恭敬,建议逮捕。”接着中书又上奏: “肖望之以前为将军辅政,阴谋排斥许、史外戚,以图专擅朝权,幸而没有坐罪,又蒙赏赐爵邑,参与朝政,不悔过自新,反而深怀怨恨,教子上书,把错误诿推皇帝,自恃帝师,以为不会坐罪。若不把他关在狱中调理一番,陛下以后将无从厚施恩泽。”元帝仔细看了奏章,这次没有隐讳字眼,知道是要把肖望之打入监狱。两封奏章同持一见,来自不同部门,不好轻易否决; 批准吧,却又于心不忍,他神色颇为犹豫地说:“肖太傅平素刚强,安肯受捕?若有意外,如何是好?”站在一旁的石显连忙说: “肖望之所犯,乃言语薄罪,而人命至关重大,他不会轻生自尽,请陛下放心。”元帝正举笔不定,听石显这么一说,也就下笔准奏。于是石显奸计初步告成。
第二步是立即把元帝的批示付诸实行。元帝批示后,石显即刻密封诏书,交付谒者,令谒者马上面交望之亲启,以明诏书不假,是圣上亲自裁决。谒者刚退,他又行令太常,火速发执金吾兵马,驰奔肖府捕人。石显这一连串动作,可谓神速惊人。肖望之启读诏书后,即欲自杀。夫人进行劝阻,以为诏书不是皇帝之意,不久皇帝会醒悟赦罪,可等待新的诏书,再做定夺。但兵马已经包围府第,除束手就擒,已没有等待时间。肖望之不肯受逮捕之辱,乃仰天长叹,服毒身亡。时为初元二年 (前47) 十二月。元帝即位刚刚两年,自己的恩师就被自己的宠臣逼死了。
这时宫中太官刚刚端上酒食,元帝正要用饭,忽报肖望之自杀,他惊得张口结舌,呆若木鸡,接着推开杯盘,落下泪来。肖望之毕竟是自己的师傅,怎能不为之伤怀?他召来石显,责问他为何考虑不周,以致杀死贤师。石显免冠谢罪,陪之流涕,深表内疚。既然已失恩师,面对宠臣,元帝又一切谅解了。他把对肖望之的怀念情感寄托到未死的师傅周堪身上。周堪升为光禄勋,与学生光禄大夫张猛一同加官给事中,出入宫禁,大见信任。这又增加中书眼中钉,他们借助天变,大造舆论,一致扬言由于周、张用事才出现异常天象。元帝虽然内心倚重周堪,但众口铄金,群言可畏,无可奈何之下,乃贬周、张出朝。周堪去作河东 (今山西夏县) 守,张猛去任槐里 (今陕西兴平) 令。
事也凑巧,周、张走后不久,宣帝庙阙发生火灾,接着是日蚀。元帝尽管懦弱无能,这回却该轮到他借助天变请师傅回朝了。他召来石显等人质问:“你们说天变是周、张用事所致,周、张出朝,却为何又起更大的天变?这不正说明上天对周、张出朝表示不满吗?”石显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皆叩头谢罪。元帝乃下诏褒奖周堪,命周、张二人立即回朝就职,并委任周堪领尚书事,也就是说,又把周堪摆在石显中书机构的领导地位。
这时弘恭已死,中书由石显把持,石显为令,仆射牢梁和五名尚书都是他的党羽。中书机构俨然是一独立王国,朝廷中的朝廷,让一个他们敌视的人来统领,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周堪领尚书事自然是既插不进手,也统领不动,完全被架空。不久元帝染疾,不大过问朝政,周堪难得见上一面。他名义上统领石显,但凡事都要通过石显去转奏,元帝指示也要通过石显传达。这样,朝廷大权实际上控制在石显手中。石显巧慧阴险,诡辩多端,无处不管,无事不骗。周堪深知其情,虽耿直不屈,但无能为力。他已年迈体弱,又气愤塞胸,不久发病,口不能言,活活气死。周堪死后,张猛孤单,石显遂诬以重罪,迫令自杀于公车署。
石显逼死望之,气死周堪,害死张猛,刘向免职,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的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是汉代 《易》学四大派之一——京氏《易》的创始人,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推行考功课吏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朝廷至地方,到处都是阻力。尤其是石显等权臣及其羽翼下的贪官污吏,尸位素餐,无功于国,决不允许这套考课。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
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 “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元帝回答: “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 “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 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 京房感慨地指出: “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象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 “那么,你说今天为奸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 “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 “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石显,于是说: “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一般说来元帝该三思而醒悟了,但京房退后,他信用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元帝常身处石显的骗术之中而不自知。有一次,石显考虑到自己专权不得人心,许多人正在睁大眼睛盯着自己的过失,稍有差错就会招来攻击,他要给元帝服一剂预防药,以坚其信,让他听不进别人对自己的任何攻击和不利言论。汉宫制度,夜暮关闭宫门,隔绝出入。这天石显出宫办事,临行前向元帝请求说:“回来时恐怕已闭宫门,请允许以陛下诏命让守吏开门。”元帝点头应允。石显故意拖至夜深方归,至宫门前高声称皇帝诏命开门。守吏启门,石显大摇大摆地进入宫中。事后不久,果然一封告发石显矫诏开门的奏章呈到元帝面前。元帝阅过奏章,笑一笑,顺手递给石显。石显看罢,双膝跪在元帝面前,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样子非常伤心,他哭诉说: “陛下错重小臣,才付给重任。但群臣都嫉妒小臣、谋害小臣,这类事情也不是一件了,只有圣明的陛下知道实情。小臣愚陋微贱,一身难称万人意,实在无力担负天下的怨恨。小臣情愿交归枢密职权,辞去中书令,到后宫打扫卫生,死而无怨。恳求陛下恩准,只有这样才能全活小臣性命。”这番话悲悲切切,凄凄凉凉,深深地触动了元帝那付柔弱心肠。他以为群臣对石显多有不是,一个少年就受刑入宫的宦者,既少骨肉之亲,又无婚姻之家,内无戚,外无党,而且精通朝务,是完全可以信赖,委以国政的,群臣跟他过意不去,无非是出于妒忌,此事便是明证。所以石显越受非议,元帝对他越加怜爱和信任。宫门事后,元帝接连数次慰勉石显,厚加赏赐。
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宠信,后来干脆把朝政一古脑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咸、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 (尚书) 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先后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稍有疏忽大意。
三、选策安边
元帝在位期间,匈奴已经衰落,边郡比较平安,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如何处理边郡问题,元帝总是召集群臣讨论,而往往采取在争辩中占上风的意见和主张。
武帝开拓汉域南疆时,曾在今海南岛设置珠厓、儋耳二郡,由于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经常激起武装反抗。元帝即位的次年,珠厓山南县起兵反汉,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召集群臣讨论,拟调重兵前往镇压。待诏贾捐之认为,汉武帝南征北讨,开疆拓土,已经给人民造成大量伤亡,现在关东受灾,人民流离失所,不能再把他们驱入大海中去作战,况且劳师远征,未必有功,不如废弃珠厓郡,节约军费,用来赈济关东饥荒。元帝拿不定主意,问丞相和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该出兵,丞相于定国认为上次出兵入海,连年镇压,结果10余名将领才有两位生还,损失1万余众,耗费3万万多钱,而且还没能取得彻底胜利,现在关东饥荒,不宜兴兵,表示同意贾捐之。于是,元帝采纳贾捐之的主张,决定放弃珠厓郡。初元三年(前46),下诏宣布罢除珠厓郡,郡中居民愿意属汉,妥善安置; 不愿属汉,不相勉强。这样,珠厓郡自武帝元封元年(前110) 设置以来,历时六十四年,至元帝被废。
永光二年 (前42) 秋,陇西郡彡姐羌旁种反叛汉朝,元帝又召集群臣讨论对策。当时连年欠收,朝廷正为此发愁,又赶上羌人造反,丞相韦玄成等人都束手无策。右将军冯奉世说: “羌人近在境内叛乱,不及时镇压,无从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师征讨。”元帝问他使用多少兵力,冯奉世从避免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出发,主张速战速决。他计算,反羌有3万人,按兵法倍用兵力需要6万,但羌人兵器落后,战斗力差,可用4万汉军,一月就能取胜。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左将军等人以为正值秋收季节,不可多发兵力,用1万人屯守就够了。冯奉世力排众议,说1万人分屯数处,进攻不能取胜,防守不能保民,诸羌见汉军势弱,相互煽动起兵,那时就不是4万军队能解决的问题了。元帝听双方各自言之有理,就在采纳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00人。冯奉世率1. 2万官兵开进陇西郡,分屯3处,果然不出所料,被羌人破军杀将,进守不得。冯奉世只好画出陇西郡的详细地形和羌汉兵力的分布局势,呈送元帝请求援兵。元帝征发6万援军开入陇西,当年年底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次年春,冯奉世班师回朝,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冯奉世的女儿冯媛为元帝昭仪。一次,元帝带后宫女子到虎圈游观斗兽,一只大熊偷偷逃出圈外,攀槛向元帝奔来,左右贵人惊慌四走,躲避起来,冯媛乃将门之女,虽无搏熊的本领,却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她护在元帝前,面向大熊而站,勇敢地阻挡大熊去路。在这紧急时刻,卫士们一拥而上,格杀大熊。事后元帝问冯媛,何以能在众人惊惧奔逃的时候前去挡熊?冯媛回答:“猛兽得到人吃就不会再向前走了。妾怕熊伤害陛下,所以前去阻挡。”元帝听后,嗟叹不已,对冯媛加倍敬爱。冯奉世父子位列公卿,冯昭仪又为元帝宠爱,所以石显就想攀附冯氏,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其后御史大夫空缺,群臣一致推荐奉世之子大鸿胪冯野王补任,石显对元帝说: “论才能,九卿中没有超过野王的,但他是昭仪的胞兄,如果任为御史大夫,恐怕后人定要指责陛下埋没贤能,任人唯亲,偏爱后宫而让她的胞兄位列三公。”这些话表面冠冕堂皇,实际是要挟嫌报复。元帝却说: “好见解。我就没有想到这些。”于是下诏嘉美野王,但废而不用,并把石显的话作为不任野王的理由写进诏书。元帝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坠入石显的骗术中。
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已经衰弱,内部矛盾重重。呼韩邪单于归汉,初元元年 (前48) 上书言民众困乏,元帝命云中、五原二郡输送谷2万斛救援。郅支单于叛汉,初元四年(前45) 杀汉使者,逃往康居。建昭三年 (前36)冬,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调集西域各国兵,诛斩了郅支单于。次年,郅支单于的头颅送至京师,甘延寿要求元帝将头颅悬挂在长安槀街的蛮夷邸间,以壮大汉朝声威。丞相匡衡认为正值万物生长的春天,时令忌讳诛杀,不同意悬挂。元帝采折衷方案,诏命悬挂十日,然后掩埋。对于甘延寿、陈汤诛斩郅支单于,朝廷打算论功行赏。由于以往石显曾拉拢甘延寿,想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遭到延寿拒绝,石显怀恨在心,便趁机阻拦,他与匡衡指斥延寿、陈汤“擅兴师矫制”,所以拖延许久未能定功。后众人上书鸣不平,元帝命群臣讨论,都以为应按“捕斩单于令”定功,石显却又说捕斩的“非真单于”。元帝让步,封他们为千户侯,石显等复争不可,最终各封了300户。
呼韩邪单于闻听诛斩了郅支,又喜又怕,上书提出朝见天子。竟宁元年 (前33),呼韩邪来长安朝拜元帝,要求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以表示与汉亲近。元帝以后宫良家女子王昭君赐予单于,呼韩邪万分高兴,要为汉朝保护西北边塞,请元帝罢除西北边防,与民休息。元帝让有关部门讨论,议者都以为是件好事,唯郎中侯应力主不可,他从汉朝边防的长远大计出发,向元帝列举了十条无可辩驳的原因。于是,元帝派人婉转地谢绝了呼韩邪单于善意的请求。
四、起念易储
元帝到晚年时,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刘骜,渐渐滋生了易储之念。
太子刘骜的生母是王政君,元帝不爱她。元帝刘奭早年当太子时,姬妾美人很多,他最宠爱司马良娣。司马良娣病危,临死前对刘奭说:“妾死并非天命,而是由众姬妾咒杀的。”刘奭悲切留恋,深以为然,等司马良娣一死,就悲忿郁结,生起病来,并移恨于众姬妾,对她们概不亲近。时间一长,宣帝听说他厌恨众姬妾,就为他另寻新欢,以顺其意。宣帝让皇后从后宫良家女中选出五位美女,准备让刘奭挑选,王政君被选在其中。刘奭朝见皇后,皇后唤出王政君等五人,让长御问刘奭喜欢哪一个。刘奭扫了一眼,并没看中哪一个,但为不负皇后好意,就勉强回答说: “这中间有一人可以。”当时王政君离刘奭最近,又独着与众不同的绛色衣服,长御即以为指的王政君,于是皇后让人把王政君送到太子宫中陪伴刘奭过夜。一夜之伴,怀上刘骜。刘骜诞生后,宣帝非常喜爱,亲自给他起名为骜,字太孙,常留在身边玩耍。元帝刘奭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诏命史丹辅佐太子; 立王政君为皇后,但王政君很少能够亲近元帝,因为元帝并不爱她。
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经书儒学,为人宽博谨慎,后来却贪婪酒色,沈于燕乐,元帝感到他越来越没出息。一次,中山哀王病逝,元帝派太子刘骜前去吊唁。哀王是元帝的少弟,自幼与太子刘骜一起游学长大。刘骜向元帝辞行,元帝望见刘骜,感念哀王,不胜悲伤。但太子刘骜走到面前时,却毫无悲哀表情。元帝恨恨地说: “这样不仁慈的人,哪能奉祀宗庙、为民父母呢!”他召来史丹进行严厉责问,史丹急中生智,免冠谢罪说:“臣见陛下过于哀痛,恐怕有伤圣体,所以在太子进见前嘱告他不要流泪,以免加重陛下的悲痛。此与太子无关,罪在臣下,臣该死。”元帝听后,这才缓和了忿恨情绪。
元帝治国能力虽然不高,但多才多艺。他善于书法,能写一手造诣极深的古籀文;又精通乐律,鼓琴瑟,吹洞箫,谙熟多种乐器,而且能够自己作曲,填吟歌词,分节和律,穷极玄妙。他还有一手飞丸投鼓的高超演奏绝技,把鼙鼓置于殿下,自己站在轩槛上,投铜丸击鼓,能够达到与庄严的鼓节音乐合拍,不差分毫。这一绝技,除元帝及其爱子定陶王刘康,无论是后宫的知音女子,还是技艺高超的皇家乐师,都不能做到。刘康的母亲是傅昭仪。元帝非常宠爱傅昭仪,而刘康又能演奏投丸击鼓的绝技,所以元帝常借此夸奖刘康有才。史丹说: “凡所谓才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才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乐器当中衡量人才,那么黄门鼓吹手陈惠和李微的才能比丞相匡衡高得多,可以让他们代匡衡当丞相了。”元帝听后,哑然而笑。
元帝晚年得病,不亲政事,贪图安逸。他不喜皇后和太子,而爱傅昭仪和刘康,所以逐渐滋生了易储之念。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刘康常侍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稀得进见。元帝几次问尚书关于景帝废栗太子而立胶东王刘彻的旧例,打算效仿故事易储。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和刘骜长舅卫尉王凤日夜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史丹是元帝的亲密旧臣,能入禁中看望元帝。他乘元帝独寝时,径直闯入卧室,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 “皇太子以嫡长子立为太子,已经有十多年了,名号印入百姓心中,天下无不归心。现在见定陶王受陛下深宠,纷传陛下打算易储,道路流言,满城风雨。若果有此事,公卿以下的满朝群臣必定以死相争,拒不奉诏。愿陛下先赐臣死,以示群臣。”元帝本为仁柔皇帝,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又觉得史丹言辞恳切,深受感动,怆然太息说: “寡人的身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然而太子和两王年少,欲去又留恋,怎能不挂念呢? 不过,却没有易储的打算。况且,皇后是个宽厚谨慎的人,先帝又喜欢骜儿,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闲话呢?”史丹借着元帝的话茬,连连叩头说: “愚臣妄闻胡说,罪该万死。”元帝说:“我的病日益沉重,恐怕不能好了。尽心辅佐太子吧,不要让我失望。”从此,元帝打消了易储之念。
当年五月,元帝刘奭死于未央宫。在位16年,终年43岁。六月,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七月,成帝为父举行葬礼,葬于渭陵 (今陕西咸阳东北)。谥号孝元皇帝。平帝元始四年 (4),尊孝元庙为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