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帝李从珂
李从珂本姓王，镇州 (今河北正定) 人。光启元年 (886) 生于平山。明宗景福年间(892——893)，其母魏氏被李嗣源掳取为妻，他也就成了嗣源的养子，从珂成人后，身材壮硕，气力非凡，自十四、五岁起就随嗣源四处征战，临阵勇猛果敢。从珂与庄宗李存勗同龄，俩人一起长于沙场，庄宗曾赞叹道：“阿三不仅与我同龄，作战之勇也与我相仿。”从珂小名“二十三”，所以庄宗称他“阿三”。有一年庄宗与梁军大战于黄河岸边的德胜砦，梁军退却时，从珂率十余骑兵混战在梁军中，至梁军营门时突然冲杀，砍断门旁大旗，安然折返。庄宗见状不禁高喊： “壮哉! 阿三。” 明宗称帝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后因安重诲构陷，闲居洛阳清化里。日日念佛持斋，不问朝政，想以此免祸。安重诲死后，从珂很快成为西京留守，又改为凤翔节度使、封潞王。闵帝即位，从珂心中颇不服气，而闵帝又对他十分猜忌，放其子重吉为亳州刺史，又召其女入宫当了人质。应顺元年 (934)，从珂接到枢密院命令，让他离开凤翔就任河东节度使。部下将佐纷纷劝他不能轻离凤翔，若去河东，凶多吉少。从珂遂决心推翻闵帝。他派使者到各地散发檄文，声称： “朱弘昭等人趁先帝病危之际，杀长立少，专制朝权，离间骨肉，动摇藩镇，为使我唐国社稷不遭倾覆，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请诸藩镇鼎力相助。”
接到檄文，诸藩镇或不理会，或依违两可，他们要到从珂能真的攻下洛阳后再作决定。只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相助，派判官薛文温专门同从珂联络。
这年三月初，朝廷派遣的诸道军马汇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凤翔东西关城连连失守，城中将卒死伤严重，从珂见事情紧迫，亲自登上城楼，向城下士卒哭诉道： “我自幼随先帝历经百战，伤痕满身，建立了今天的江山，你们当年随我征战，出生入死，不会不知道这些吧? 现在朝廷谗臣当道，猜忌骨肉，我有什么罪过要受这杀身之祸。”说完，痛哭不已，城下士卒也为之动容。
主持进攻城西南角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急于求功，率亲军驱赶士卒攻城，有退却者马上杀头。激起士卒愤怒，纷纷倒戈，羽林指挥使杨思权本来就与闵帝不和，见机大呼： “愿依大相公者跟我走。”从珂在明宗诸子中年龄最大，故称其大相公。士卒们几乎都扔下兵器，自西门进入城中，潞王亲自迎于城门，杨思权将一幅白纸进呈潞王，上书“愿王克京城后以臣为节度使，勿为防御、团练使。”潞王当即在纸上大书“思权可邠宁节度使。”这时，安彦威等人正帅兵猛攻城东北角，其裨将尹晖与杨思权十分要好，见思权入城，也振臂大呼： “城西军已入城领赏了，愿去领赏者随我来。”兵众纷纷弃甲投降，也拥入城中，安彦威等将帅狼狈逃奔。潞王把城中将吏百姓的财产都敛来作为赏钱，还是不够，只好把鼎、釜等稍微值钱的器物都拿出来。
凤翔大捷，潞王声势大振，马上拥兵东进。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已将府库财物摆在路旁，士卒随到随赏，领赏后继续东进，均不入城。潞王高兴地对刘遂雍道“有卿等如此相助，我大事必成。”
到第八天，潞王已率军出潼关到达灵宝县。朝廷派来迎战的兵马一遇潞王军即投降，无一例外。防守这一带的护国节度使安彦威等人也投降潞王，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想固守陕州 (今河南三门峡市)。当天，潞王先锋骑兵五百余人到陕州城下，向城上大喊：“十万禁军已拥立新帝，你们几个还想干什么?快下城投降吧”!城中士卒立即天门投降，康思立无可奈何，自己也出城迎侯潞王。
三月二十八日，潞王入陕州。先派人到洛阳散布文告、安慰百姓，声称除朱弘昭、冯赟两家外，其余人家都会平安无事。这天，闵帝派出的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康义诚也来投降。三十日，潞王自陕州东行。四月三日，入洛阳城。冯道率百官劝进，潞王向他们说：“我此行也是迫不得已，待皇帝归来，先帝安葬，我还要回到凤翔，诸公之言，实在无聊。”
入城的第三天，太后令潞王即皇位，第四天，即位于明宗柩前。用太后教令遮人耳目，比百官劝进的把戏要高明一些，所以潞王采用了后者。这样潞王李从珂就成了后唐的最后一位皇帝——末帝。
末帝即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军卒的安顿，根本问题是赏钱多少。无论是凤翔起兵时的士卒，还是后来陆续投降的士卒，都是为了一个中心目的——赏钱。赏钱优厚可以使敌阵倒戈，敌兵降伏，赏钱不足就是另一番情况了。士卒们为了不断地得到赏钱，也需要不断地拥立统帅，以至拥立皇帝，这是五代动荡的一个重要震源。末帝在凤翔出兵前，就向军士许诺，入洛阳后每人赏钱百缗。因此，一至洛阳，马上召见三司使王玫，询问府库财产。王玫答有数百万。经查核后，实际才有金帛三万多两(匹)，但赏钱却需要五十万缗，相差甚远，末帝十分恼怒。王玫立即征收财产税，所得也不过几万缗。末帝对朝中大臣道： “军不能不赏，而民又不能不恤，实在难办。”大臣们建议收取房屋居住税，无论是自住还是赁居，都要预收五个月的税钱。经过百般聚敛，得到财物也只有六万缗，距五十万还相差甚远。末帝下令，凡不能如期交税者，一概打入牢狱，昼夜拷打，直到交足为止。一时间，弄得洛阳城中囚徒满狱，自缢、投井者屡见不鲜。诸军士卒则终日在大街小巷吃喝玩乐，趾高气扬。市民们一有机会，就将他们围起责骂一番，双方矛盾十分尖锐。
又经过若干天的努力，除了敛取民财外，太后、太妃们把首饰器物也几乎都拿了出来，再加上各地的进贡，算是有了二十万缗。看来这是顶点了，末帝终日忧心忡忡。一天晚上，轮到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值夜，李专美原在凤翔时，是末帝的掌书记，十分得宠，末帝责问道： “卿号称有才，不能为我筹措军财，是不是有所保留，不为我尽力。”专美叩首谢罪，徐徐向末帝道： “臣驽愚不堪，实在难当重任，不过，军赏不足，却也不是我的责任。我想自先帝长兴年间以来，赏钱过滥，士卒骄横，接着又是营建先帝陵墓及此次战事，国家府库已空。况且，在目前情势下，即使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也难以满足骄卒之心，国家存亡不应赖于赏赐，也在于立法规，建纲纪。陛下如果不能改覆车之辙，臣恐存亡难知，现在财力有限，陛下应根据现有财力，均平颁赏，何必一定要遵循原有谎言!”末帝十分赞同。次日下诏，凡在凤翔起事、归附者，军士各赐钱二十缗，在京军士各十缗。诸军自然怨望不满，声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指末帝铁面无情，也表明他们对拥立末帝有些后悔。
末帝从珂虽然善于征战，勇猛无比，但对治国安邦却无成算。敛刮民财，赏赐士卒表明他缺乏政治眼光，在国政大事上，他也往往没有主见，受左右影响。末帝即位不久，就接受凤翔原随从的建议，把宰相冯道派到同州 (今陕西大荔县) 去作匡国节度使。冯道一走，剩下的两位宰相刘昫、李愚终日争执不休，甚至互相诟骂，殆误政事。末帝下令重新任命宰相。但面对臣下荐举的人选，他又不知选谁为好，最后干脆把几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投入瓶中，用筷子往外挟，先挟上来谁的名子谁就是宰相。结果，尚书左丞卢文纪作了宰相。
虽然有宰相，也有百官大臣，但末帝只信任凤翔跟来的旧人，实际权力也交由他们掌握。这些人中，以薛文遇、刘延朗为中心，左右朝政，气焰薰天。薛文遇是枢密直学士，刘延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诸人自然是拱手而已，即使是枢密使房暠也不揽事权，每次地方遣使报告情况，枢密院诸公共同计议时，房暠总是伏身酣睡，一觉醒来，地方使者早已离去。这样，延朗独执枢密院大权，节度使、刺史自外地入京，一定要先向刘延朗行贿，然后向皇帝进贡，贿礼重者会先被派往内地，贿礼轻者只能前往边陲作官。地方将帅十分怨愤，末帝却未有感觉，直到马全节事发，他才有所觉察。
马全节本为金州 (今陕西安康) 防御使，清泰二年(935) 月，曾击退蜀军进攻。末帝将他召入京城，要大力奖赏。全节进京后，刘延朗公开索贿，全节未给。延朗即奏请末帝任命全节为绛州刺史。结果众议沸腾，尤其是诸军将领纷纷到末帝面前诉说刘延朗的罪状。末帝虽改任全节为横海留后，但对延朗未作处理。这样，整个朝中，完全丧失了是非曲直，这一年十二月，为安定人心，提高朝廷威望，末帝又将冯道召回，拜为司空。当时很久没有一人作专职司空，司空究竟有什么职掌也是众说纷纭，宰相卢文纪上奏，称司空应主管祭祀时的扫除工作。冯道十分鄙夷卢文纪，愤愤说道：“扫除本来就是司空本职，我十分乐意。”本来，按前朝旧例，司空主要职责是参议军国大事，在祭祀时，负责扫除仪式的主持。卢文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冯道这样回答，自己也知道不应如此，就没有再作建议。不过冯道这位司空还是徒有虚名。
朝政如此，对地方藩镇的关系末帝也未能处置得好，尤其是对最强的一个藩镇石敬瑭的关系，直接导致了他的倾覆。
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当年与末帝一道随明宗征战，也以勇猛着称，但两人素来不合。闵帝时，敬瑭是河东节度使，手握重兵，雄据河东。末帝起兵，敬瑭奉闵帝命南下，行至半途，末帝已入京称帝，石敬瑭不得已，仍入京城，朝见末帝。协助安葬明宗。明宗丧事处理完毕，敬瑭自己不敢要求回河东，以免引起末帝猜忌，只是终日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敬瑭的夫人魏国公主及太后多次请末帝放其归河东，凤翔旧将多劝末帝留住敬瑭。李专美等人则建议放敬瑭回去，以免其它藩镇心中不安。末帝看到石敬瑭病成这个样子，也不太在意他的去留，对臣下说：“石郎自少与朕同患艰难，亲密无间，今我为天子，除了石郎还能依靠谁呢?”于是，又任命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北面诸军总管。敬瑭马上辞归，留夫人与二子在京城。
敬瑭夫人是曹太后之女，二子都是宿卫宫禁的军将。长子重殷为右卫上将军，次子重裔为皇城副使。敬瑭通过他们，密切注视着末帝的一举一动。自己在河中则屡屡声称，病弱不堪为帅。
不过，有些大臣还是看透石敬瑭的用意，他们常常在末帝面前指陈石敬瑭的反常行为，要末帝加以注意。
清泰三年(936)正月十三日，是末帝生日，他把这天定为干春节，举国同庆。这天，末帝在宫中置下酒宴，与太后、太妃以及皇后、敬瑭夫人等共同饮酒。敬瑭夫人请求辞归晋阳，末帝醉醺醺地说：“怎不多留几日，如此着急回去，莫非要与石郎一道反叛?”石敬瑭后来听到这个话，更加疑惧，不过末帝对他仍不太留意。
干春节后，石敬瑭准备起兵。他把在洛阳及诸地的财产抓紧往晋阳集中，又大规模地招募士卒，打造兵器。当然，这都以抵抗契丹为旗号。二月的一天，有人又向末帝提起石敬瑭一事，末帝从容地说： “我与石郎至亲，无可怀疑，不过，最近流言太多，万一因此而失欢，实在太不应该，众卿对流言有何高见?”众大臣默默不对。退朝后，端明殿学士李崧与吕琦聚于吕崧家中，俩人商议道：“今朝中大臣多持观望态度，长此以往，石敬瑭必然长驱南下，入京称帝。要制止此事，必须防患于未然。他们商议来，商议去，得出结论，石敬瑭如若反叛，必然会借助契丹力量。因此，若末帝向契丹致书通好，每年赠十万缗钱财，契丹必然不助敬瑭，敬瑭也就不敢贸然起兵了。”次日晚，二人一同向末帝秘密报告此事，末帝欣然同意，俩人也私下里拟好了 《遣契丹书》，等待末帝的诏命。
但过了许久，一直未有动静。原来，末帝对于契丹通好这样的大事一直拿不定主意，又与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商议。文遇坚决反对，理由是： 以天子之尊屈身事奉夷狄，实在是奇耻大辱。再者，如若契丹提出要娶公主为妻，该怎么办? 末帝马上改变主意，召李崧、吕琪到宫中后楼，责问道： “卿通古知今，竟出如此主意! 朕只有一女，年纪尚幼，卿要把她送到大漠荒沙之中吗?你们还要把我养兵赡国的资财送给契丹，用心何在?”二人一听，目瞪口呆，不禁汗流浃背，再三解释，叩头无数，末帝责骂不已。吕琦年纪已大，气力用尽，叩头稍稍停顿了一下，末帝马上说： “吕琦无礼，目中无有人主，该当何罪?”吕琦答道： “臣等谋划不周，愿陛下治罪，何必这样叩首求宥?”末帝稍稍息怒，每人赐酒一巵，送了出来。不久，贬吕琦为御史中丞。此后，臣下更是不谈国事，不顾朝政。
枢密直学士薛文遇也不是不想让末帝解决石敬瑭问题，他之所以反对李崧、吕琦的建议，除了不愿臣服于契丹外，还由于他不想让这一大功让李、吕二人据有。五月的一天，薛文遇独自值夜，末帝与他谈起石敬瑭。他向末帝道： “常言产 ‘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要靠陛下决断。群臣目下各自为自己打算，谁肯尽言，臣以为河东移也反，不移也反，不如先下手为强。”末帝当即决定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宗审虔为河东节度使。次日早朝，宣布诏令，文武百官相顾失色，因为这就意味着石敬瑭要反叛了，至于谁胜谁负，难以预料。
接到离任的诏书，石敬瑭当即举兵，他先上表朝中，声称“帝为养子，不应为嗣，请将帝位传给许王”。许王名从益，明宗幼子。末帝见表大怒，亲自撕裂扔到地下，作诏答道：“卿与从厚虽有姻舅之亲，但卫州之事，天下皆知，又有谁人肯相信你会真心拥许王为帝。”卫州之事指闵帝逃奔至卫州时遇石敬瑭，石敬瑭冷落无礼，且把闵帝随从统统杀掉一事。第二天，下诏削去石敬瑭官爵，组织诸道军征讨。
九月，诸军围困晋阳数月，不能克。石敬瑭联络契丹兵马也到达晋阳，唐军大败，退保晋安(今山西太原晋祠南)。石敬瑭与契丹又合兵围困晋安，许多藩镇见形势不好，开始向石敬瑭靠拢。末帝派出的征讨将军也时有投奔对方者。形势如此，他只得下诏亲征。其子雍王重美劝道： “陛下目疾未愈，不能远涉风沙，臣虽童稚，愿代陛下北征。”末帝本来就不想亲自出征，听重美之言，十分高兴。不过，枢密副使刘延郎等人坚决主张末帝亲征。末帝不得已，率军由洛阳出发。京中诸军自推戴末帝以来，日益骄悍，末帝怕他们乘机作乱，也不敢束之以法。如此北征，后果可想而知。
末帝到河阳后，迟迟不肯北上，召宰相、枢密使商计策略。宰相卢文纪迎合末帝心理，建议末帝应留镇河阳，遣大臣到晋安督战，若不能解围，再亲自北征也不迟。末帝又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无人有异议。
末帝在河阳一驻月余，整日醉酒悲歌，不理军务，臣下有劝他北上的，他就说 “卿毋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不过，晋安的情势却是越来越紧张。到闰十一月，内部兵变，守军投降契丹。石敬瑭与契丹联军紧接着又击溃唐援军。各地州镇，纷纷降伏敬瑭。
末帝见事已至此，迁怒于薛文遇，对曾建议与契丹通好的李崧却另眼相看。晋安败后，召李崧商计退路。薛文遇当时正与李崧共同值夜，以为召他们二人，也跟在后面走了进来，末帝马上怒形于色，李崧踩了一下文遇的脚，文遇惶惶退去。末帝恨恨地说：“我见此物就肉颤，刚才差点抽刀杀掉他。”李崧劝道： “文遇小人，以浅谋误国，不值一杀。”接着，李崧又劝末帝退兵。未帝无奈，只得狼狈地回到洛阳。末帝刚离开洛阳，河阳守将苌从简就投降敬瑭，并为他备好舟船。次日，末帝又想增派兵员据守河阳，但随从诸将多不知去向，军卒们纷纷北去。由洛阳西奔的要地渑池 (今河南渑池) 也被契丹兵占据，末帝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终年51岁。骨灰被葬于徽陵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