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刘庄 

汉明帝刘庄，幼名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建武四年(28)，建武十五年 (39) 封东海公，建武十七年 (41) 进爵为王。在刘庄立为皇太子以前，刘秀曾经立过一个皇太子，就是他的长子刘彊。刘庄获得帝位，需从东汉光武帝后宫里两个女人的命运谈起。一个是新野的阴丽华，另一个是定恭王的外孙女郭氏。

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中，刘秀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刘秀当了皇帝，就面临着选择谁当皇后的问题。刘秀倾心的是阴丽华，然而这时阴丽华没有生育，郭氏倒有了一个男孩。在政治和宗法的需要远胜爱情的力量的封建时代，皇帝也得考虑传宗接代的责任。于是在建武二年(26)，刘秀立郭氏为皇后，立阴丽华为贵人。同年，刘彊被立为皇太子。

天下还未平定，刘秀率军征讨彭宠。阴丽华也随军远征。在行军途中，阴丽华怀孕了。在元氏这个地方，阴丽华分娩了，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明帝刘庄，这时起名叫刘阳。这一年，是建武四年 (28)。

刘阳因是阴丽华所生，所以特别得到刘秀的宠爱。少年时代，他从经学大师桓荣学习，10岁时，就能背诵和理解古典名着《春秋》，刘秀觉得儿子很了不起，简直是神童。而较早地在光武帝身边学习和观察政务活动，又增加了刘阳的才干。建武十五年 (39)，刘秀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命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到汇报这一天，12岁的刘阳站在刘秀身后，观察上报官吏的神色。刘秀仔细检查着文书，翻着翻着，在陈留县的吏牍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莫明其妙，问下面的官吏们： “这句话什么意思?”陈留的官员慌忙出列说，这支简册是从长寿街上捡来的，也不知什么意思。站在刘秀身后的刘阳，微笑着走到父亲的面前，鞠了一躬，问道： “我可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吗?”刘秀鼓励他说： “当然可以。”于是刘阳说： “河南是首都所在，中央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 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此。因此对这两个地方的田亩数字，负责检查的官员们不敢多问。”刘秀恍然大悟，惊叹12岁的孩子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于是有了以刘阳为帝位继承人的打算。

这时，郭后由于失宠，亦增加了怨恨之情，时时讽刺阴丽华和刘秀，更促成了刘秀废长立幼的决心。但皇太子刘彊并没有什么过错。刘秀决心先废黜郭后再说。于是在建武十七年(41)，刘秀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的罪名，废黜了郭皇后，另立阴丽华为皇后。

郭后被废后，皇太子刘彊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整日战战竞竞，唯恐有过。殿中侍讲郅恽看透了刘秀的心思，于是向刘彊进言说： “殿下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机。从前殷高宗为一代英主，尹吉甫乃千古良臣，尚因纤芥微嫌，放逐孝子。至于说到 《春秋》大义，母以子贵。为殿下计，还不如趁机让位，奉侍母亲，才是不亏圣教的万全之策!”刘彊惦量了郅恽话中的分量，觉得母亲被废，大势已去，不得已上书刘秀，请求让位，出镇藩国。刘秀因为刘彊毕竟没有过错，不忍心批准。刘彊又拜托亲近大臣，为其表白诚心。刘秀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在建武十九年(43)，下诏说： “《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彊，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彊为东海王。”刘彊接到诏书后，便缴上太子印绶。当天，刘秀策命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为庄。这一年，刘庄16岁。

建武中元二年 (57)，刘秀逝世，刘庄正式即帝位，是为明帝，时年30岁。因为经王莽改制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国家的礼仪制度遭到破坏。所以诸王及大臣们前来奔丧，也不遵法度，朝廷里一片乱哄哄。明帝的兄弟们在宫殿中与明帝并肩而坐，一点也不把这个新皇帝看在眼里。为了树立威信，明帝命令秉性刚直、举止威仪、执法如山的太尉赵熹主持丧事。赵熹不负重托，仗剑入朝，将与明帝坐在一起的诸王请下殿阶，加入到大臣的行列里，以辨明君臣之别。并且整顿宫卫制度，王国官吏不得随便出入宫禁。朝廷的秩序才逐步安定下来。

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仍隐藏着不平静的潜流。对明帝以第四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他的众兄弟们是不服气的。明帝的同母弟山阳王刘荆，伪造大鸿胪郭况 (郭皇后的弟弟) 的手笔，写信给东海王刘彊，言其无罪被废，人心不服，劝其举兵以取天下。刘彊是胆小怕事之人，忙将送信的使节和信件原本押送到京城洛阳，交给明帝查办。明帝吩咐监狱官员暂缓审讯送信的使节，暗中监视他和谁往来。经过仔细观察，结果搞清楚这封信确系山阳王刘荆所为。这件事，对明帝震憾很大。同出一母的亲弟弟尚且如此，那些异母所生的弟兄们会安分吗?当务之急，是缓和皇室内部的矛盾!于是将刘荆一案，隐秘而不发，以免激起更大的骚动。对阴、郭二皇后，明帝同等礼敬，“每事必均，恩宠俱渥。”对前太子刘彊，明帝也关怀备致，其待遇高于一般的王侯。永平元年 (58)，刘彊有病，明帝派使者到其封国去问侯，诏令太医为其诊治，并诏令刘彊的同母弟沛王刘辅、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前去看望。在人事安排上，明帝委任开国元勋高密侯邓禹为太傅，同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光武朝太尉赵熹保留原职，使宗室、功臣、官僚集团都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增加了政权的稳定力量。与此同时，明帝还发布诏令，赐天下民爵，安辑流民，减免刑罚，照顾鳏寡孤独，最大限度地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

当然，明帝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不是一味采取退让政策。一俟其统治巩固，就开始严厉镇压反对派，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永平十三年 (70) 发生的楚王英狱，就是对诸侯王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楚王刘英，是光武帝刘秀与许美人所生。因许美人无宠，所以刘英也受到冷淡，封在僻远之地，封地也很小。当时，佛教渐渐地传入中国，刘英在百般无聊中，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数次访求佛法，希望仗佛氏灵光，佑护己身。这一年，有一个叫燕广的人，到朝廷上书，弹劾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借信奉佛教为名，造作图书，图谋不轨。明帝得到报告，马上命令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中央官员)派员查证。派出去的官员不久汇报说，楚王刘英招集奸猾，捏造图谶，图谋篡位，罪证确凿。请求判处刘英死刑。明帝得到报告结论，宣布剥夺楚王刘英的王爵，迁往丹阳泾县。刘英行至丹阳，自杀身死。

刘英虽然死了，但案件并没有完结。楚王刘英的同案犯颜忠、王平，这时被押在洛阳狱中，接受审讯。由于遭受不住狱吏的严刑拷打，二人胡乱招供，牵连到许多无辜的人。这些人中，有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护泽侯邓悝、曲成侯刘建等。四人与颜忠、王平，素昧平生，互不认识。但明帝这时已把往日对宗室诸王隐忍的仇恨，倾注在楚王英狱上，所以对颜忠、王平所招的人，不分罪证是否成立，一律穷治，下面的官员奉承上意，造成了众多的冤狱。只有侍御史寒朗，刚直不阿，敢于依法办案。他乘明帝查询案情的机会，痛陈耿建等四人无罪。明帝勃然变色，责问寒朗： “你说耿建等四侯无罪，颜忠、王平为什么又招供出他们参与了犯罪呢?”寒朗整了整衣冠，从容答道：“颜忠、王平二人，自知犯了不赦之罪，因此随便招供，还想死中求生!” 明帝又问道： “你既然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些奏报?”寒朗回答说： “臣虽察知四人冤情，但怕海内再有人受诬告，因此未敢立即奏陈。” 明帝大怒，喝叫左右将寒朗拿下治罪。寒朗大呼曰： “臣为国持正，但愿进一言而死!” 明帝叫左右暂缓，让寒朗把话说完。寒朗叩头至地说：“臣奉陛下的命令审讯罪犯，将及一年，不能穷治罪犯，反而要为其辩护，自知必死。尚望陛下听臣一言，翻然觉悟。对众多的冤案，朝中大臣们心中明白，但无人敢直陈。我今天能直伸其理，也死无所恨了!”明帝听了寒朗一席话，半天沉默不语，挥手叫寒朗退出。当天晚上回到寝室，起坐不安，彻夜不寐。寒朗的一番苦谏无疑是一服清醒剂，使明帝热昏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连日来穷治楚狱，已使朝中大臣们人心惶惶，深恐连及。百姓们也疑窦重重，谣言四起。楚王刘英生前喜欢交际，大多数朝臣和其都有些来往，这样搞下去，局势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动荡。明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是啊，是应该改弦更张了。第二天早上，明帝亲自驾临洛阳监狱，查对案情。将没有确凿证据的囚犯，统统释放归家。这一放，共计放走了1千多人。朝臣们的心才渐渐安定下来，上朝时的脸色，也都安详多了。民间的谣言，也自然地平息下去。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论说：“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明帝自己对这一点也许很自负，所以即位以后躬亲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一日，明帝赐给西域使者10匹丝绸，负责登计的尚书郎误记为百匹，并将记录转交给大司农入帐。不知是明帝看到了记录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明帝向大司农索要计簿查看，结果发现了错处。明帝大怒，急召尚书郎重新进殿，要当场施以重罚，命令左右将其按下，自己手持大棒，狠狠揍去。尚书台的长官钟离意在宫外听说，急急进殿，叩首求情说：“过误乃小失，不足以施重刑。郎官是我的属下，陛下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亦足惩戒百官。”明帝的怒气才渐渐平息下去。有一天，郎官药崧犯了微小的过失，明帝抄起木棒就要敲打，药崧恐惧，迅速钻到床下躲避起来。明帝更加气愤，大声呼唤： “郎出! 郎出!”药崧在床下回答说：“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明帝听了，也转怒为喜，扔掉木棒，说：“你出来吧，饶你这一回。” 明帝不仅对身边的下级官员严厉，对三公九卿这些重臣，也监督很严，每有过错，就当面训斥。永平朝的吏治，为后世的史家所夸奖。

那时，黄河的河道南移，改从东宛 (今山东境内) 入海。由于没有堤坊约束，下游常常泛滥成灾。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永平十二年(69)，明帝命令着名的工程水利专家王景、王吴负责修治黄河。王景、王吴率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先用 “堰流法”修成浚仪渠， 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 从而使河、 分流。 黄河受新筑堤防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军民们共同努力，终于制服了黄河水患，为沿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在对付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问题上，由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恢复，明帝一改光武朝的守势，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永平八年(65)，北匈奴骑兵进攻河西诸郡，焚烧城邑，杀掠甚众，以至河西城门昼闭，人民受害不浅。永平十五年 (72)，北匈奴又侵犯河西，而且胁迫西域小国随同入寇。面对北匈奴势力的猖狂侵扰，耿秉上奏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圣王之道。”明帝有志于北伐，十分赞同耿秉的意见。是年，明帝派遣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东汉治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经营北伐的准备。永平十六年 (73)，明帝命令诸将率同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四道出塞北征，揭开了东汉政府同北匈奴战争的序幕。这次出征，窦固西出酒泉，在天山 (今新疆吐鲁番城北)击败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据了伊吾卢城 (今新疆哈密县)。

为了巩固军事活动的成果，窦固命令假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到西域诸国开展外交活动。班超和郭恂率领36人，先到鄯善。鄯善国王起初对班超等还很礼敬，招待殷勤。过几天，忽然冷淡下来。班超与郭恂商量说：“国王礼不如前，肯定北匈奴又派使者来了。”于是第二天，班超见到鄯善国王就问： “匈奴使者来好几天了，住在何处?”鄯善国王大惊，只得如实以告。到了晚上，班超密召他的部下36人聚会，鼓动说： “你们与我一起来这里，目的就是建功立业，谋取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已到，鄯善王态度有了变化，我们的处境很危险。”下面的人说道： “事到如今，愿与司马同生死，共患难!”班超一跃而起，慷慨激昂地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乘黑夜攻击匈奴使者，鄯善自然胆落。功成名立，在此一举。”正好当夜北风大起，班超一行摸至匈奴使者的住处，顺风放起火来，吏士们乘混乱，杀将进去，将匈奴派行鄯善的一百多人，全部杀死。第二天，班超等向鄯善王呈上匈奴使者首级，鄯善王大惊失色，连忙请罪，声明从今以后依附汉朝，永无二心，并且纳子为质。班超随着质子回到首都洛阳，明帝很是高兴，下诏提升他为军司马，命令其继续经营西域。

在思想文化方面，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弟，都要读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校于南宫，聘任高明的经师传道授业。明帝在“五经”之中，又独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甚至命令期门、羽林的守卫士兵都要背诵孝经。对礼仪制度，明帝也非常重视。他亲自与东平王刘苍讨论，制定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式，按等级建立了一套天子、王侯、百官的车服制度。明帝十分提倡尊师重道。明帝为太子时，曾跟博士桓荣学过《尚书》，即位以后，仍尊桓荣以师礼。桓荣以少傅调任太常，明帝常常亲临太常府中，听桓荣讲课。桓荣的学生们请明帝讲解，明帝谦虚地笑着说：“老师在座，不必问我。”桓荣这时年已逾80，常常生病不起，明帝派太医去为其治病。桓荣寿终，明帝亲执弟子礼，作孝服为其举哀。明帝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师生之谊，然而更重要的是其表率作用，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倡导一种尊师重道的风气，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及政治统治。

对外来文化，明帝亦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传说明帝有一次睡觉，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出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正要开口诘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临空，一直向西方飞去。梦醒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会时，他向群臣们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博士傅毅进言道： “臣闻西方有神，传名为佛，佛有佛经，即有佛教。从前武帝元狩年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曾缴获休屠王供奉的金人12座，安置在甘泉宫中，焚香致礼。久经战乱，那12座金人早已不知去向。今天陛下所梦见的，也许就是佛的幻影呢!”一席话引起了明帝的猎奇思想，于是他派郎中蔡愔西往天竺，求取佛经。蔡愔一路风尘，吃尽千辛万苦，到了大月氏，与大月氏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一起，用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回到了洛阳。明帝就命令在洛阳城中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用以储藏佛经，讲授佛教。

永平十八年 (75) 秋天，明帝染病，不久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享年48岁。当年，葬于显节陵，庙号“显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