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刘骜
汉成帝刘骜，字太孙，甘露三年(前51)生于长安。出生时，祖父宣帝在位，父亲刘奭为皇太子，母亲王政君为太子妃。由于是太子长子，所谓“世适皇孙”，宣帝对他特别喜爱，不仅时常把玩于膝下，其名“骜”、字“太孙”亦亲自所起。
刘骜3岁时宣帝去世，父亲继位为元帝，他被立为太子。根据汉代通行的《春秋》“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他母亲王妃先被立为倢伃，三日后又立为皇后，而外祖父王禁被封为阳平侯。
和其父、祖一样，在“独尊儒术”的风尚下，刘骜自小开始读经。历史记载他曾向《诗》学大师伏理学习过《诗经》。到青少年时代，他对儒经更加推崇，特别是《诗》，已相当精通。所以其性格也“宽博谨慎”。史书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元帝要召他急见，如果争取时间，他可以横穿皇帝独行的“驰道”，很快来到皇宫，但他却谨慎地绕道而行，很晚才到。成帝这种“宽博谨慎”的性格，对他以后的统治曾产生很大影响。
刘骜的太子地位一直比较稳固，元帝还曾特命附马都尉、侍中史丹专门照护太子。但是到元帝晚年却产生了危机。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成帝长大后生活过于安逸，史载他“幸酒，乐燕乐”。尽管这与他生活优越有很大关系，可在元帝看来，作为皇储却不该如此享乐。二是元帝对他的兄弟定陶王刘康有偏爱。成帝有两个异母兄弟①，一个是少弟中山王刘兴，冯昭仪所生，另一个就是刘康。刘康是当时元帝的宠妃傅昭仪的儿子，史载“多材艺”，所以元帝对他特别喜欢： 出则同辇，坐则侧席，多次想改立他为太子。到竟宁元年(前33)，情况更为严重。元帝当时病重，傅昭仪、定陶王勤于侍问，太子很少进见，元帝竟“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即汉武帝)故事”。这表明，元帝已准备仿效景帝废长立幼，改立定陶王为太子。皇后、成帝及其大舅卫尉侍中王凤等人极为忧虑，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幸亏是史丹直接到元帝的病榻前为太子陈情，加之元帝考虑宣帝曾甚爱太孙，才保住了成帝的太子地位。以后再没有出现波折。不久，元帝去世，成帝继承皇位，时年19岁。
成帝继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始”，5年后又改元“河平”，以后每四年改元年号，先后是“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至绥和二年 (前7) 去世，共在位27年。
和所有皇帝一样，成帝的生活也是相当腐朽的。早在为太子时，成帝就 “湛于酒色”。继位后，更有很多荒唐之事。他在位的后期曾好为微行，经常带侍从十余人，便服出入市里。还曾置私田于民间，蓄私奴车马于北宫。以至许多大臣都为此感到痛心和失望。谷永就曾数次进谏说： “《易经》说 ‘得臣无家’，就是说天子既然以天下人民为臣，也就不再有私家。现在陛下放弃天子的至尊，喜欢普通百姓的贱事;不喜欢高美的尊称，却爱好匹夫的贱名;召聚一些放荡无义的小人，作为私客;在民间购置私田，养私奴、备车马于北宫; 又往往单身与一些小人日夜相伴，在吏民之家聚成一团喝酒，实在让群臣感到担忧和痛心。诸侯做梦获得了土地，还是国家的不祥之兆，更何况天子置私田财物，做普通百姓的事呢?”但成帝根本不听。其生活的腐朽由此可见一斑。
成帝共立了两个皇后： 一个是许皇后，一个是赵皇后。许皇后系元帝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许嘉之女。成帝为太子时，即由元帝选配成婚。许妃曾生有一男，后来夭折。成帝即位不久，立为皇后，生一女，又夭折。这位许后其人聪慧，善史书，史载“自为妃至皇后，常宠于帝，后宫嫔妃希得进见”。这种无子而专宠的情况，为她以后被废埋下了祸根。为使成帝早日能有继嗣，王太后及王氏诸舅对她这种专宠越来越表示不满。于是就借当时所谓“灾异”，指使刘向、谷永等上书陈言其咎。成帝也颇有同感，就采取措施，裁减皇后费用，从而导致了一场皇帝与皇后关于 “椒房”用度的争论。结果皇后闭门自省。这样，许皇后就慢慢失宠了，成帝又有了更多的新爱。到鸿嘉三年 (前18)，皇后的姐姐许谒为媚道，咀咒后宫怀孕的王美人及帝舅王凤，事发觉，许皇后受牵连被废处昭台宫，在位共15年。
许皇后被废后，赵皇后继位。赵皇后号“飞燕”，本长安宫人，后为阳阿公主家舞女，因身轻善舞，故号为 “飞燕”。成帝微行，至阳阿公主家，被她婀娜多姿的舞伎所吸引，便召入宫中。以后听说其妹貌美，又召其妹入宫，二人均封为倢伃，史载贵倾后宫。这时许皇后已失宠，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赵氏姊妹参与了对许皇后的陷害。许皇后被废，飞燕立为皇后，其妹被立为昭仪。赵皇后姐妹以后10年间始终受宠于成帝，但也始终没有生子。为维护其专宠，她们对后宫有子的嫔妃极力摧残，以至 “生子者辄杀，堕胎者无数”。当时就有“燕飞来，啄皇孙”的童谣。成帝死后，赵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尽管当时大臣都要求废黜赵氏，但由于赵皇后曾力主策立哀帝为太子，于哀帝有私恩，因而只是迫令其妹赵昭仪自杀，哀帝仍然尊她为皇太后。一直到哀帝去世，王莽执政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废赵皇后为庶人，赵氏才被迫自杀。
至于成帝的嫔妃，比较有名的则有班倢伃、卫倢伃。班倢伃系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姑，成帝即位之初选入后宫，曾受到成帝特别宠幸，生有一男，数月夭折。卫倢伃，原为侍者，姓李名平，因得幸，成帝比之孝武卫皇后，赐姓“卫”，故谓卫倢伃。无子。自赵飞燕等入宫，班、卫二倢伃即失宠。
班彪曾赞美成帝是“善修容仪”、“尊严若神”，“博览古今，宽纳直谏，公卿称职，奏议可述”。但实际却是政绩平平。成帝继位后，即尊封母后为皇太后，以大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握朝中实权。特别是成帝生性懦弱，加之王凤又是其大舅，他在朝政上对王凤就更加谦让。如史书记载，成帝有一次想任才子刘歆为中常侍，没有告诉王凤，王凤知道后不同意，他心里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不了了之。当时的朝政基本是操纵在外戚王氏的手里。他们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把整个国家搞得一片混乱。所谓“公卿见 (王) 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侧面。
对成帝来说，其足以称道的政绩是减轻赋钱、禁奢侈和强化皇权。前者是在建始二年(前31)实施。这一年成帝始定长安南北郊，为求吉庆，下诏减天下赋钱，人算四十。汉代算赋按制度是人算一百二十，现减算四十，数目虽有限，但对负担沉重的广大农民仍不啻是一福音。
成帝的禁奢侈是在永始四年(前13)。这时，统治者已日趋腐朽，他们不再考虑如何励精图治，而是争为奢侈，过着声色狗马的生活。例如对外戚王氏五侯，史书记载说：“而五侯群第，争为奢侈，赂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 大修屋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绵不断。”为了汉家王朝的长远利益，成帝在这一年下诏禁止奢侈。这在当时虽然没有多大的效用，但总有一定意义。
至于成帝的强化皇权，主要是设置尚书和三公。尚书的设置是在建始四年(前28)。这一年，成帝初置尚书5人，1人为长官，称“尚书仆射”; 4人分为四曹： 常侍曹，掌管公卿事务;二千石曹，掌管郡国二千石官员事务;民曹，掌管吏民上书事务;客曹，掌管少数民族及国外往来事务。尚书的职权范围很广，实际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它的设置表明皇帝加强了对朝廷事务的控制。三公制度的实施是在绥和元年 (前8)。这一年，成帝下诏罢将军官，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大司马，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封列侯，俸如丞相，标志着三公制的开始实行。因为大司马、大司空的职权和地位都和丞相一样，所以和丞相一起合称为 “三公”。三公制的设置是当时皇权加强、与相权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表面上看，成帝置三公不过是改一丞相为三丞相，但实际上，丞相取权一分为三，三公互不统辖，这必然会加强皇帝的专制独裁。
成帝一直无子，在位晚期身体多病，自己也意识到了不会再有儿子。在元延四年(前9)，他下令朝中议以藩王为太子。当时的人选一个是他的少弟中山王刘兴，一个是姪子定陶王刘欣。御史大夫孔光根据《尚书》殷代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认为中山王系元帝之子，可为太子; 而外家王氏和赵皇后则认为汉家制度是父子相继，定陶王系成帝之姪，宜为太子。最后成帝裁决： 兄弟不相入庙，且中山王不才，而定陶王多才，立定陶王为太子。第二年，即绥和元年，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王，以奉定陶恭王祀。成帝在立太子的第二年去世，太子继位，即哀帝。
成帝在位27年，先后曾任用匡衡、王商、张禹、薛宣、翟方进等五名丞相。①除王商系宣帝外家、薛宣浅知经术外，其余三人皆当世着称的经学大师。这鲜明反映出西汉后期 “士之以儒进”的时代风尚。由于从西汉中期丞相权力就受到削弱，实权掌握在领尚书事的大司马大将军手里，因而他们大多是持禄保位，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现简介如下：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县 (今山东枣庄) 人。幼时家贫，靠佣作为资求学，从师后苍学《诗》。经苦读，在《诗》学上有很深造诣。太学诸儒曾赞扬说： “无说《诗》，匡鼎来，匡说 《诗》，解人颐。”元帝为太子时对匡衡的 《诗》学就很钦赏，即位后任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建昭三年 (前36)，任为丞相，封乐安侯。成帝即位，匡衡继任丞相。其政绩主要是上疏戒妃配，劝学经学威仪之则，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等。建始三年(前30)，他因 “专地盗土”，为有司弹劾，被免为庶人。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 (今河北博野) 人。父亲王武，以宣帝舅封为乐昌侯，死后王商嗣侯。元帝时，任右将军、光禄大夫。元帝晚年，曾护佑太子。成帝即位，任左将军。匡衡免相后，代衡为丞相。其 “为人质朴有威重，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为绝人”。任相时，与大将军王凤不和，数有龃龉。终因王凤指使左将军史丹等奏王商“有不忠执左道之罪”，而被免相。
张禹，字子文，河内轵县 (今河南轵城) 人。早年入长安求学，从师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受 《论语》。后成为着名的 《论语》大师，有所谓 “欲为《论》，念张文”的美称。成帝为太子时，任太子《论语》经师。成帝即位，以帝师赐爵关内侯，拜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河平四年 (前25)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张禹任相六年，在位碌碌。鸿嘉元年 (公元前19年)，以老病上书请求致仕，成帝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罢相就第。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县 (今山东郯城) 人。初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后以大司农斗食察孝廉。成帝即位不久，以 “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后出为临淮太守、陈留太守，入迁为少府，御史大夫。张禹免相后，即任为丞相。其“为人好威仪”，“为吏赏罚明”，但亦有“烦碎无大体”之讥; 又以经术浅，颇为成帝所轻。任相不到三年，至鸿嘉三年 (前18)，因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而被免相。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家世微贱，少年辞母到京师求学，母怜其幼，随至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书。从太学博士受《春秋》，以射策甲科为郎。历任议郎、博士、朔方刺史、丞相司直、京兆尹、御史大夫。薛宣被免相后，任为丞相。在位九年，史载其“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法律，号为通明相”。最突出的政绩就是执法刻深，奏免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至绥和二年 (前7)，以天谴灾异及为昏乱被成帝赐死。
成帝时期，汉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比较友好，因而这一时期也少有着名的军事将领。唯一可称为名将的，就是以轻兵定乌孙的段会宗。段会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元帝末年任西域都护。为人“好大节，矜功名”，在西域颇有威信。成帝时曾调任沛郡太守、雁门太守。阳朔中，因西域诸国上书请求成帝调段会宗回西域，再为西域都护。元延年间，乌孙国内乱，大将末振将杀死亲汉的国王大昆弥，末振将死后立其太子禹丘。成帝当时准备派大军入乌孙击番丘。而段会宗怕番丘闻讯逃亡，仅选精兵30骑，直入乌孙，召番丘，手剑格东番丘，凯旋而归。段会宗后病死乌孙，时年已75岁，西域各国都为他发丧立祀。
成帝时期，天下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又有了一定发展。当时的科技、文化有长足的进步。
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成帝时期出现了一部着名的农书—《氾胜之书》。作者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成帝时任议郎。他曾在京城长安附近的三辅 (今陕西中部地区) 地区指导过农业生产，成效很大，后升为御史。他的 《氾胜之书》总结了西汉时期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书中对耕作提出了 “趣时” (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播种时间)、“和土” (耕、锄、耱平，使土质松软)、“务粪泽” (保持土壤肥沃、湿润)、“早锄早获” (及时中耕除草和收割) 等基本原则。还列举了栽培作物十多种，并对每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收获到储种，都作了精确叙述。此外，还记载了两项特殊的农业技术： 一项是关于种子处理的 “种法”， 又一项是能集中使用水、 肥的“区 (窝)种法”。这些都突出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成帝时期，我国的天文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天象记录上。
河平元年(前28)，我国出现了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载。如：“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它详细记载了太阳黑子出现的时间和位置，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天象观察的细致。不仅是太阳黑子，成帝时还留下了我国古代对哈雷彗星观察最详细的记载。“元延元年(前12)七月辛未，有彗星现于东井，践五诸侯(星名，下皆同)，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在日后六度有余，晨出东方。13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烽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法，56日与仓龙俱伏。”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周期平均是76年，出现时其形态壮丽，炯然易见。而这段简洁的文字，则把气势磅礴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与消失的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这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文化上，成帝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原来相当丰富，而到秦代，由于 “焚书坑儒”和楚烧咸阳，很多都已被烧或散佚。汉初废“挟书律”，民间出现了大量书籍。为此，汉武帝曾制定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收集各类图书，存于秘府。但仍有很多散佚。所以，到成帝时，他就下诏进行了一次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这项工作由当时的着名学者光禄大夫刘向具体负责。如史书记裁说：“成帝时期，因书籍颇多散佚，使谒者陈农收集天下的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医术方技。每一书校完，刘向便条其篇目，归纳指意，录而上奏。”但刘向工作还没有做完就已去世，后来到哀帝时，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工作，才完成他的未竟事业，编成了一部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现已佚失，其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 ·艺文志》中。《七略》共收有图书13269卷，分为7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并且在每类之中，又分有子目。可以说，既有其系统性，又有其科学性，确实是当时文化上的一大进步。
成帝时期还有不少事情也值得一提，影响比较大的有定 “南北郊”制、反对外戚专权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成帝定“南北郊”制是在建始元年(前32)。所谓“南北郊”，就是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成帝刚刚即位，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就向他建议在长安定南北郊。他们说：“皇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天的指命，而接受天的指命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祭祀。按照天为阳，南亦为阳，地为阴，北亦为阴，应该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这样，上天对于天子，就会在各个不同的祭祀场所接受天子的祭祀。”因此，成帝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这一年改于长安作南北郊，同时罢甘泉、汾阴祠(原祭祀天地之所)。第二年，他就开始郊祀长安南郊，并自称：“不久前把祭天的泰畤、祭地的后土从甘泉、汾阳迁到长安南郊和北郊，我亲身在南郊祭祀上帝，皇天立刻报应，神光并现。”
但不久，匡衡因犯法免官爵，朝中有人提出“不当变动祭祀”，成帝又开始动摇。后来因成帝久无继嗣，就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南北郊，恢复以前的旧制。成帝又亲自郊祀，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继嗣。到成帝末年，朝中又有多人建议以定南北郊为宜。成帝表示赞同，但这一次没有付诸实施。一直到他死后，为了表示顺从皇帝意图，才由皇太后下诏恢复了南北郊制。
成帝在位27年，外戚王氏始终把持着朝中大权。出于对汉家王朝的忠心和王氏专权的黑暗以及个人的出路，不少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曾大声疾呼，应罢免王氏。其中，以王章和刘向最为知名。王章，字仲卿，泰山钜平 (今山东泰安) 人。少以文学为官，成帝即位，征为谏大夫，升为司隶校尉，后选为京兆尹。王章在朝中素以刚直着称，当时王凤擅权，“政事大小皆自凤出”，他就借言日蚀奏封事，提出不可以让王凤长久掌权，应把他罢免，选忠贤代替。理由有三条：一是日蚀象征“臣专君”，这本来是指王凤的专权，王凤却把它推到定陶王刘康身上，硬逼着就藩。二是原丞相王商系先帝外家，为人守正，因不肯附合王凤，便遭陷害，朝中官员和百姓们都为他感到冤枉。三是王凤知道自己妾妹张美人已经嫁人，按礼不该再送入后宫，却借口其生育能力强，献给皇上，为自家谋私。成帝本来就对逼定陶王就国、罢免王商很不满意，看了王章的上书，决定要罢免王凤。但消息却被走漏。王凤知道后，先发制人。他称病上疏以辞职要挟，其妹王太后也流泪、绝食向成帝施加压力。绪果王凤不但没有被罢免，王章反而因此获罪。成帝为安慰王凤，命尚书劾奏王章 “非所宜言”，逮捕下狱。后王章死在狱中，其妻子儿女被徙于合浦 (今广东合浦东北)。至于刘向，对王氏的专权更是多次上书反对。刘向，字子政，是西汉的宗室，楚王刘交之后。他博学多识，对王氏专权给汉家王朝所造成的危害看得特别清楚，他多次向成帝进谏要求罢免王氏。成帝虽然认为刘向讲得很对，但最终也没有夺王氏大权。
成帝所以把大权始终交给王氏，有多种考虑。他当然知道要维护刘氏王朝，但他深知士人并不可靠。因为士人执政大多会结党营私。宦官也不能依靠。元帝曾以为 “中人(即宦官)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任”，但实际他们执政更是结党专权，为所欲为。在成帝看来，最可靠的还是外戚。因为他能登上皇帝宝座，外戚就为他出过很大力。当然，他对外戚也不是一点顾虑没有。汉初诸吕叛乱他是深知的，朝中大臣不断上书反对王氏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也曾怀疑王氏。他最初接受王章封事并以 “天变”问张禹，就表明了这种心境。但在各种压力和张禹为王氏庇护的解释下，加之他生性柔懦、对母舅这种血缘关系还抱有幻想，经过反复犹豫，最终还是打消了对王氏的怀疑。所以，终成帝一朝，尽管反对王氏专权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由于成帝的支持，王氏始终掌握着朝中大权。以至到了王莽，终于另立王朝，取刘氏而代之。
随着统治阶级的逐渐腐败，在成帝时期，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所造成。当时的贵族、官僚、地主都在疯狂地兼并土地。如丞相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 (水)、渭 (水) 灌溉良田，极肥沃高价”。而外戚王立竟公然在南阳霸占草田数百顷，连皇帝出租给农民新开垦的荒地都被他吞并。同时，由于统治者拼命搜括和挥霍，农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王莽就曾指出：“汉朝说是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实际却常有更赋，甚至老弱病残者都要交纳。”成帝营作昌陵，花费钱财达一百多亿，更给人民造成很大痛苦。因为要修造昌陵，当时挖了百姓几万个坟墓，而且工匠的生活也没有保障，发生饥荒，死亡流离的有几十万人。就连刘向都批评说： 这是“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再加上成帝时水灾连年，就更使农民难以生存。很多农民纷纷破产，社会上不仅出现大批流民，而且由于破产农民的卖身为奴，也使得奴婢数量猛增。这样一来，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从而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小股农民起义。
成帝初年，在关中南山(今陕西西安南)一带有棚宗等数百人起义，历时一年多，以至京城长安都为之震动。
河平三年(前26)，东郡荐平(今山东茌平)侯母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他们攻烧官府，虏县长吏，并夺取印绶，自称为 “将军”。
阳朔三年 (前22年)，颍川 (今河南禹县)铁官徒 (被官府罚作冶铁的刑徒) 申屠圣等180人起义。他们杀长吏，夺武器，起义范围涉及到9郡之广。
鸿嘉三年(前18)，广汉(今四川梓潼)郑躬等60余人起义。郑躬自称“山君”，曾坚持斗争一年多，人数发展到近万人。
永始三年(前14)，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13人起义。樊并称“将军”，杀死陈留太守，并夺取地主、官吏的财物。
同年，山阳 (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228人起义。苏令自称“将军”，率众进攻官府，夺取武器，曾历经郡国19个，杀死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
这些农民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但表明当时的阶级矛盾已经极为尖锐，西汉王朝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统治危机。而以成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还在歌舞升平，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这就不能不使西汉王朝更快地走向自己的末日。
绥和二年 (前7)三月，成帝在长安宫中突然病故，时年46岁。死后葬延陵，谥号“孝成皇帝”。王莽执政时，尊庙号为 “统宗”。
① 刘骜还有一个异母妹妹,傅昭仪所生,即平都公主。① 任丞相的还有孔光。当时成帝已决定拜孔光为相,成帝却突然病死。孔光的拜相仪式是在成帝的灵前进行的。故本文略去孔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