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升

赣江与恩江(今乌江)交汇处有个吉水县(今属江西)，县里有个叫刘应秋的人，登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名列第一甲第3名，即探花。刘应秋从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国子监祭酒，执掌最高学府。当时，群臣特别是文臣皆优游养望，无所事事; 而刘应秋其人，独好讥评时事，得罪了不少人，受到言官攻击。万历二十六年，入仕第15年上，被迫辞职引退。

刘应秋有个儿子，名同升，字晋卿。刘同升从小受父亲影响，发愤读书，期望金榜题名。他的同乡邹元标，9岁便通晓《五经》，师从“心学”大家王守仁的门人胡直，颇得其传。王守仁“心学”的最大特征是“致良知”，即用心去体验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伦理道德。刘同升热衷于这种“心学”，拜邹元标为师，研习“心学”，颇有所得，列王守仁门墙。

刘同升参加乡试、会试，接连中选。崇祯十年(1637)三月十五日殿试，刘同升一举夺魁。此科进士共301名。发榜日，崇祯皇帝问他年龄，刘同升道： “五十有一。”崇祯皇帝说：“爱卿还像个少年，应奋发有为。”授他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

这时的大明帝国已朝不保夕。尽管崇祯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继为“闯王”，景况不如前，张献忠等人所部也屡遭挫折，但大明官兵力竭，无力消灭他们。东北的大金国虎视关内。

刘同升入翰林第二年，便因“抗疏”而获罪。

此事的起因，在杨嗣昌身上。杨嗣昌是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此人刚劲，文笔好，有口才，博涉文籍，于军事也有极高造诣。多事之秋，崇祯帝求才若渴，对杨嗣昌极为器重。杨嗣昌老父、继母相继病死，崇祯帝诏令“夺情”，没让他在家服丧，起用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四正六偶十面网”等围剿李自成、张献忠等部的方案，虽未奏效，但仍使得崇祯帝认为此人不凡。杨嗣昌又力主与金人讲和、互市，试图腾出兵力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给事中何楷等上疏弹劾，认为此举不妥，崇祯帝没有理睬。崇祯十一年六月，改任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何楷等人见杨嗣昌进了内阁，参预机务，更加不满，借“夺情”不合礼法为名，上疏谏争，要杨嗣昌回家服丧。崇祯帝驳回谏疏。

刘同升也对杨嗣昌的所作所为不满，也希望他回家去，见何楷等人的谏疏被驳回，遂再次上疏谏争。他说： “近日策试诸臣，选用嗣昌，是因为有内忧外患，希望他效力，拯我苍生，皇上之用心，亦良苦。京城人纷纷说嗣昌有丧在身，夺情入阁也非统兵作战可比。臣以为嗣昌必极哀痛，奏告皇上，辞去官位。谁知，不仅夺情起为兵部尚书，且又入阁办事。人有所不忍，而后能达到所忍; 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臣根据嗣昌所忍，观其所为，知他悲痛心乱，智力大衰，难为国建功。为什么这样说呢? 成就大事在乎意志，可堪大任在乎勇气; 志败气馁，而能任天下之事，是说不通的。伎俩已穷，为富贵而苟且。和议他说了算，起草诏令也出自他的手，与方一藻、高起潜等剿抚无功，掩败为胜。岁费金钱，养虎遗患。像这种用心，难道就不怕君临天下的明君吗?自陛下切责议和以来，嗣昌就不可为臣; 今丧服未满而除之，嗣昌就不可为子。若顺旨服从，缄口以保全身躯，那么，嗣昌得罪礼教，臣亦得罪礼教了！”在这篇300余字的奏疏中，他引经据典，对杨嗣昌大加鞭挞。

崇祯帝已驳回何楷等人的谏疏，再上疏谏争，便是“抗疏”。何况刘同升指斥的又是崇祯帝倚重的人，故龙颜大怒，把刘同升贬为福建按察司知事，赶出京师。按察司是省的司法机构，知事是按察司长官按察使的属吏。刘同升托病未到任，回到吉水老家。

引退第6年上，即崇祯十七年，经朝廷大臣多次荐举，崇祯帝准备起用刘同升。诏令未及下，李自成大军于这年三月十八日攻入北京。崇祯帝打发3个儿子逃命，杀了几个嫔妃和女儿后，吊死煤山。

李自成入京1个月零18天，便在降清的大明总兵吴三桂和清兵联合进攻下退出北京。清军统帅多尔衮率兵随后跟进。

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称帝，年号“弘光”。福王是个昏君，荒淫无度。弘光小朝廷的实权操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手里，担负不起抗清重任。福王称帝不久，便诏刘同升起官复仕，刘同升未应。

第二年五月，南京落入清兵手中，朱由崧被俘。清兵继续南进，江西不保，刘同升携家人逃往福建避难。一行人从家乡吉水往东南而去，在雩都(今江西于都)遇原大明兵部职方主事杨廷麟，二人谋议召募士卒，起兵抗清。在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授予刘同升国子监祭酒。刘同升与杨廷麟至赣州(府治赣县，今属江西)召募士卒，筹措军饷。然后，统兵北上，攻取吉安(府治庐陵，今属江西)、临江(府治清江，今江西清江西南)二府。唐王晋升刘同升为詹事府詹事兼兵部左侍郎。

这时，刘同升身已罹病，衰弱不支。临死前，他每天都对士大夫们讲忠孝大节，激励他们抗清到底，闻者无不感奋。十二月，刘同升病死赣州，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