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性之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福州(今属福建)一户姓郑的人家新添了一个婴儿。许是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诚实的人吧，为他取名自诚，字行之。

自诚刚到上学的年纪便被送到书斋去读书了。依山带水的福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是在这景致如画的地方，自诚开始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熟读四书五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存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稍长以后，他又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史通列传之记，使他幼稚的头脑走向成熟。前代的荣辱成败，功过得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他，也似乎慨然要以天下为己任了。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他选定了唐代的名臣魏征作为自己的榜样。魏征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多次犯颜直谏唐太宗，先后上奏章200余道，帮助太宗匡正过失，从而出现光照史册的“贞观之治”，而魏征也以“可明得失”的“人镜”而流芳千古。尤其是魏征的“忠臣良臣论”更令年轻的自诚折服，他内心早已定下了要做“敢谏直言，利国安民”的良臣，而不做“惟上言是听，使君陷昏恶，国家败亡”的所谓忠臣的决心。

郑自诚抱着报国利民的志向投身科举考试，但初次应举便名落孙山。当他终于如愿以偿，荣登状元宝座时，光阴已经走到了嘉定元年(1208)，这时他已经36岁，真可谓大器晚成了。为了纪念自己的这段不平常的岁月，他为自己起了个号：毅斋。

按照宋代制度，及第进士立即任命为官员。郑自诚也不例外。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个官职是赣州(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知府，后来又改知建宁(府治瓯宁、建安，今福建建瓯)。

这时的南宋政局更加腐败无能，理宗皇帝仅仅只是个傀儡，朝政完全把持在宰相史弥远手中。史弥远一伙飞扬跋扈，气焰熏天，排斥异己。官场上各级官吏，有的贪酷成性，大捞钱财，中饱私囊; 有的惟上是从，阿谀奉承，投机钻营; 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社会上，则是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方兴未艾。

此情此景，令欲以天下为己任的郑自诚痛心疾首。他不顾自己官轻言微，愤然上疏，对当时状况一一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大开言路，广泛听取众人意见。他指出，任何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的，皇帝也不例外，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必须经常听取各方面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他又说，臣子总是爱护君主的，一旦广开言路，必会有众多的人提意见，就像放开闸的水一样奔涌而来。其中虽然会有说得多的，言辞激烈难以接受的，但这是好事情，皇上应该虚心，耐心地听取，真心地接受。这样，那些谗媚欺谄的勾当就不敢趁虚而入了。

然而，在史弥远一伙的把持下，郑自诚的奏章不仅未被采用，反而被怀疑为有攻击、影射之意，郑自诚也险遭毒手。幸亏他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深为世人所敬仰。因此，当权者虽对他的清正直言所恼，但也一时找不到下手之处，只好将他闲置一边。在史弥远倒台前的日子里，他一直在馆阁中任些闲职，搞点儿御制、文集之类的东西。

郑自诚虽长期受到冷落，但他在混沌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自己耿直、清廉的性格，丝毫不肯曲媚取宠。这种信念随着日月的推移，不仅不动摇，反而更坚定了。为此，他特取《礼记·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的句意，为自己取名“性之”，意即天赋的不可变的本质，来表现他刚正的气节。

直到端平元年(1234)史弥远死去，40多岁的理宗才开始亲政。他知道史弥远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很不得人心，因此，在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便下诏改年号，以示更化。为了标榜自己欲有一番作为，理宗还提拔了一大批名流，以装饰门面。郑性之也被任命为吏部侍郎，不久，改任左谏议大夫。

这时，郑性之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迈体衰，继续向理宗开诚进言，希望理宗以尧舜为榜样，使国家得到善治，行尧舜之道，为子孙后代创太平之业; 建议理宗明诏百辟，去除陈旧腐化的东西，整肃朝纲，不能将权力都委任于一个人，以免出现趋炎附势，影响政治的清明。

当时，由于史弥远集团的倒台，许多官吏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互相攻击。其中有些是狗咬狗，有的则是直言驱恶，朝廷内外，抨击之声鼎沸。针对这种情况，郑性之又说，现在台臣们相互攻击诋毁，陛下应该借鉴古今天下安危之变，明君子小人之别，凡事以事实为依据，使是非分明，公正处理。他还一再对理宗说，古来忠君上疏，难免言辞激烈，否则难以使君王动心，皇帝应先看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是治国之道，有益国民。假如真能纠正弊端，安国利民，即便言辞激烈，也没什么妨碍，应该虚心接受。如果真的因此而天下大治，那么，激烈的言辞也自会平静下去，国家却可以强盛了。

也许是郑性之的一片赤诚忠心感动了理宗，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不久却被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职位如同宰相。

此时金已灭亡，蒙古对南宋构成强大的威胁，多次骚扰边镇，抢劫财物，杀戳人口，南宋的半壁江山有些站立不稳了。根据宋的实力及宋、蒙力量的对比，郑性之提出了“于冲要之处增设防卫”的坚守方针，西守潼关，北依黄河天险，在襄阳、四川加派守军，多蓄粮草和兵器，以保国内之安。他的建议得到抗蒙名将孟珙的实施。

然而，这时的理宗日趋昏聩，重用了以真德秀为首的所谓“道学家”执掌朝政，把三纲五常当成“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整天谈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空话。士大夫们不问世事，纷纷钻研理学。而郑性之、孟珙这样留心政事，保卫边境的官员则被斥为“俗吏”、“粗才”。南宋朝政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宝祐二年(1254)，82岁的郑性之满怀忧愤地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