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一、生于官宦之家 长于动乱之年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

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盦，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悖郡王、惠郡王、钟郡王，晚年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由她一人操办。

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姐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不忘。

翁同龢是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姊疼爱。翁同龢4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其间，母亲和大姐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6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姐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姐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8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家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乡居十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不曾出书房一步。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 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翁同龢9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翁同和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 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研摹碑帖，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 “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正当他在仕途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记在心。3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浜。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耜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耜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一年之内，阖家三丧，先是大姐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年老的祖母病故。大姐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噩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大姐的去世，给翁同龢以沉重打击，一度卧床多日，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存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拔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八股文上。咸丰二年(1852)，他22岁考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第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 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和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儿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1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并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懋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秦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上疏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即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 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蒙蒙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西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虽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 又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早晨4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5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 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 为使皇帝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 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 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做法，哪怕是太后所为，他都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讲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一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提出相应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士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做努力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授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 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4个月。时间虽短，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子平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 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姑为妻。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遂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遂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 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 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濬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杨昌濬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濬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

正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于是搁置下来。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疏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僚及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 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濬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至此，长达3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 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做了明确界定; 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 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4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 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4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他首先教光绪帝写“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 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帝”、“德”二字; 最后，进讲《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号啕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翁同龢于心不忍，又生一计，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奕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 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罢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西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忧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增设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受益匪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事，立志要做一位像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 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 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一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西太后命惇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西太后遂命惇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惇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 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为此，翁同龢和惇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3个月。

3个月过去，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做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 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对此，惇亲王仍持反对态度。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惇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后惇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至此，长达3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勉强出任户部尚书 帝后二党逐渐形成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他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白银赈济。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拨100万两白银。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他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在华利益。鉴于国内外的反对，西太后遂降旨李鸿章停止筹开华美银行的一切活动。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

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西太后准奏李鸿章修津通(天津至通县)铁路。顽固派食古不化，盲目排外，纷纷上奏表示反对。翁同龢也反对，但他与顽固派不同，他认为中国应有铁路，只是目前国家财力不足，且列强虎视，主张缓筑。遂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上奏西太后，请求暂缓修筑津通铁路。后又经其他大臣上奏力劝，西太后谕令罢修津通铁路。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自此以后，李鸿章在政治上进一步依附于以西太后为主的后党官僚，翁同龢则靠近开始亲政的光绪帝。帝、后二党在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随着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

八、再次出任军机大臣 甲午战中力主开战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翁同龢奉光绪帝之命经常出入军机处，参与商讨解决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争端的办法。

对于日军出兵朝鲜，并且多次对响应朝鲜政府之邀进驻朝鲜的清军挑衅之事，翁同龢主张迎头痛击，派援军入朝准备战斗。但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李鸿章不以为然，幻想沙俄、英国出面调停，一再延误战机。七月一日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请政府被迫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一味求和，消极抵抗，清军屡战屡败，致使日军于八月中旬占领朝鲜全境，并开始向中国的东北进攻。光绪帝遂命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和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翁同龢再次出任军机大臣，主战热情倍增，他曾多次上奏光绪，主张积极与外商联系购买新式军舰，多方筹措军费，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翁同龢的主张大多得到光绪帝的赞同，并付诸实施，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日军进入中国后，翁同龢力主抵抗，但清军腐朽，一败再败，西太后害怕了，准备屈膝求和。翁同龢陈奏光绪帝，若一味观望求和，而不全力抵抗，国势将不堪设想。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下旬，日军占领威海卫，京师危急，清政府决定不惜割地赔款向日军无条件投降，并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翁同龢叮嘱李鸿章，要他在谈判中坚持再坚持，千万不能割让台湾。

三月九日，当翁同龢看到《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当场头晕目眩、声泪俱下。在御前会议上，他泣诉不能割台湾给日本，恐怕从此失去民心。此后，一连数日，为反对割台，翁同龢与主和派面折廷争，并劝光绪帝迁都再战，争取拒签和约，拒割台湾。

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派人将和约稿本送到光绪帝手中，逼迫光绪帝盖印。翁同龢力请暂缓数日。来人坚持不可，并恐吓翁同龢： “若延误了和议，激成事变，贻误邦国，不知你能担当得起否?”翁同龢反驳道： “强迫皇上用印，苟且求和，才是误国的罪人! ”来人仍不肯罢休，指责道： “师傅纵不念国家安危，也该为自家性命想一想！”翁同龢大声呵斥： “谁无妻孥身家性命?只是今日之事，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将台湾割给日本，东南半壁，从此不得安宁。”正当此时，西太后下令批准和约，翁同龢气得浑身发抖，哽咽说不出话来，沉浸于悲痛之中。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翁同龢几次寻找机会收回台湾，但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翁同龢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为此，他抱恨不已。

九、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为挽回国权努力再三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大量权益，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原有均势，其他列强遂相效仿，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的狂潮。六月，翁同龢奉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翁同龢出任总理衙门期间，参与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的交涉。在这些交涉中，他为挽回权益努力再三，这在中德交涉中表现最为突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借口两传教士在曹州府巨野县(今属山东)被杀，武力占领了胶州湾，并向清政府提出定罪、缉凶、修筑铁路、租借胶州湾等6项要求。光绪帝遂命翁同龢与张荫桓代表清政府负责对德交涉。

十月二十六日，翁同龢、张荫桓前往德使馆，向德驻华公使海靖提出抗议，抗议德军武力占领胶州湾，要求德国先撤兵，然后再进行谈判。海靖蛮横拒绝。翁同龢遂于十一月九日向海靖建议： 一面撤兵，一面谈判。海靖不但不予接受，且在原6项要求之外，又加上要求惩办山东巡抚李秉衡一条。翌日，翁同龢偕张荫桓向海靖表示： 中国可在南方将一岛租于德国，但胶州湾绝不能租借。海靖表示： 中国若不租胶州湾，决不撤兵，定向中国开战。

德国的恐吓，使清政府惊慌不已，派李鸿章与沙俄联系，由俄国出面代索胶州湾，沙俄马上应允。翁同龢认为沙俄此举另有所图。为阻止沙俄行动，翁同龢同张荫桓急电沙俄政府，请沙俄不要派兵来华。但为时已晚，光绪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俄乘机派军进占旅顺。不久，英国派军进占烟台、大连。清政府更加恐慌，准备将胶州湾暂租给德国。翁同龢极不甘心，为打破德国独占山东的局面，提议： 将胶州湾一分为二，中德各占一部分; 山东境内铁路，中德合办。对翁同龢的提议，海靖不予理睬，且声称若清政府再不答应德国的要求，德国将与清政府断交。

中德交涉迟迟不决，清政府恐慌不安，决定派翁同龢与李鸿章与德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翁同龢声泪俱下，坚辞不就，但终未获准，最后只得奉旨承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四日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翁同龢悔恨不已，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后，每当思及此事，还痛心疾首。

翁同龢在总理衙门大臣任上，除参与对外交涉，还参与清政府有关“新政”。积极支持民族资本家开矿山，修铁路，办银行。

十、赞同维新变法 横遭严谴处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兴起。四月初，他们联合在北京应试的1300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迫切希望得到光绪帝支持。

光绪帝希望得到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通过一番改革改变积弱不振的局面。作为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但他深知光绪帝手无实权，实权控制在西太后手中，而西太后不可能支持改革。因此，他认为要实行改革，必须得到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维新派支持。翁同龢积极赞助维新变法，甘愿充当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桥梁。

四月的一天，翁同龢以一品大员身份，屈驾拜访六品官工部主事康有为因康有为外出没有遇上。康有为得知，受宠若惊，立即回访。翁同龢热情接待，两人长时间交谈。康有为详述列强纷争，非变法不能立国的道理。翁同龢表示赞同，并透露光绪帝无实权的实情。分别之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有关变法的两本书。翌日，翁同龢到毓庆宫书房向光绪密报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光绪帝极为高兴。恰巧，此时都察院呈送康有为的奏折，光绪帝看后，连声称好。翁同龢乘机将康有为夸奖一番。从此，光绪帝开始注意起康有为等维新派，翁同龢同维新派的来往日益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为宣传维新变法，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翁同龢带头入会，并从户部拨来一笔经费。强学会创办《强学报》，发行《中外纪闻》，极力宣传维新变法，一时声势大振，结果被查封。强学会被查封后，应维新派要求，翁同龢借一个御史奏请开设官书局为名，使强学会变成京师官书局，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翁同龢令其亲信陈炽起草12道变法诏书，准备请光绪帝陆续颁布。西太后得知后，极为气愤，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下令裁撤毓庆宫汉书房，将翁同龢逐出毓庆宫。但他并不灰心，继续赞助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康有为向光绪帝呈上长达五六千字的奏折，请求从速变法。遭顽固派阻挠，奏折未能到光绪帝手中。

康有为上书不达，光绪帝命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代为传话。问话中，康有为详细阐述维新变法的理论，翁同龢表示赞同。翌日早朝，翁同龢向光绪帝汇报，将康有为夸奖一番。光绪帝非常满意，传谕： 以后有所陈奏随时呈上。

光绪二十三年末(1897)，沙俄强占旅大，光绪帝焦急万分。二十四年(1898)一月二日，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认为变法乃当务之急。顽固派大臣沉默不语，表示反对。翁同龢则大发感慨，积极支持变法主张，讥讽顽固派在民族危亡之时麻木不仁。

同年一月，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求开办制度局。光绪帝表示赞同，翁同龢随声附和，并力荐康有为主持开办。顽固派则纷纷反对，致使开设制度局计划落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诏书是翁同龢亲自拟就的，曾数易其稿。

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后，顽固派极为恐慌，将矛头指向翁同龢，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说他结党乱政，揽权误国。西太后恐变法后影响自己的地位，削弱自己的权力，决定罢免翁同龢。

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开始第4天，翁同龢同往常一样，未待天亮就来到朝房，和其他大臣一起静候皇上召见。一会儿，太监传呼诸大臣进宫，着翁同龢勿入。翁同龢不禁一怔，凭借数十年官场经验，预感某种不测即将降临。时过三刻，诸大臣陆续退朝，御前大臣传翁同龢听旨，翁同龢连忙跪地。当他听到最后的“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时，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拂袖掩面缓缓而去。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翁同龢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辞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京城，回到故乡常熟。西太后仍不甘心，八月六日戊戌政变后，谕旨严谴翁同龢，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

翁同龢回到常熟后，先是住在常熟城内翁氏老宅，遭严谴后，搬到虞山鹁鸽峰下造屋居住，过着孤僧般隐居生活。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溘然长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