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与特点

1．“礼治”的基本原则

后世很多人称中国文化为礼乐文化。该文化正是殷周一系文化血脉在历史中发展、演变的结果。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制礼作乐，对殷商时期旧有的文化传统、宗法传统进行了整理、补充，制定出一整套以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建立了富有浓厚人身关系的差序格局。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礼”或“周礼”。与这套礼制相适应，西周在政治法律思想上所尊崇的就是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

“礼”字在殷商即已出现，象征豆盘盛玉，祭祀祖先、上帝，以示诚敬。《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殷人“尊神”，认为只有履行这样的仪式才能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可见，礼一开始便与神权、族权有不解之缘，具有行为规范的含义。

随着西周礼治的不断完善、充实，礼的内容愈加庞杂，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和官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实际上，礼已基本具有了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大作用。总之，所有一切都必须以礼为准绳。这就是后来孔子所概括的“为国以礼”的“礼治”。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贯穿礼治始终的核心原则。“亲亲”，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长辈）；子弟必须孝顺父兄，“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尊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服从作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和一国宗主的国君；严格上下等级秩序，禁止僭越和犯上作乱。“长长”，指小辈必须敬重长辈。“男女有别”，指男女尊卑等级不同。以上四者最基本的是“亲亲”和“尊尊”。“亲亲”是宗法原则，“尊尊”是等级原则。“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亲亲”成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根据，将导源于“亲亲”的人身关系与导源于“尊尊”的权力关系配置起来，便形成了全部的社会秩序。故曰：“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亲亲”和“尊尊”既是“礼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的指导。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就继承了此种思想，《孝经》开宗明义即提出“孝”是“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故“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2．“礼治”的基本特征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规范各级贵族的行为，赋予他们某种特权，特别是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不适用礼的规范，同时也不享有礼所赋予的权利。礼所养成的是贵族内部的差等秩序而不及于平民。“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指向平民的。刑的适用范围基本限于平民即庶人，而不及于大夫以上的贵族。礼、刑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适用于不同主体的两套规范。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了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但是西周“礼治”的特点，也是由“亲亲”“尊尊”派生出来的指导立法、司法的一项主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各级贵族不但享有礼所规定的特权，而且即使行为越礼，一般也不受刑罚的制裁，只受道义的谴责。即使受到刑罚的制裁，通常也可受到各种特殊照顾。“刑不上大夫”还存在着制度上的原因。在西周的分封制和世袭制下，各级贵族，特别是大夫以上的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部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立法、审判权和各自的武装力量。周天子或周王要想惩治他们，往往必须兴师动众，兵戎相见，这也是古代“大刑用甲兵”和兵刑不分的原因之一。

西周的“礼治”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地国（王）有制基础上。在神权绝对性动摇后，基于血缘而产生的宗法关系扩展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形成了“礼治”，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巩固政权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到春秋战国这个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以及宗法关系的疏远，围绕“礼治”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礼法之争”，并以法家“法治”思想的胜利而告终，建立了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王朝。秦汉之后，随着儒法合流，西周礼治的原则，如“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等经过改造而演变为三纲，成为传统社会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