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管子》

管子与《管子》

1.管子其人

管子,大约生于公元前725年,姓管名夷吾,字仲,死后谥号敬,后世也称管敬仲,泛称管仲。出生在颍河流域,一说是今安徽阜阳市的颍上县,县城至今仍保有管子祠、管仲公园、管仲广场、管仲大道等。管仲“少时曾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推蒂)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任三逐于君,鲍叔不以为我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合乎礼义法度)则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固,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齐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非臣之所能也,其为管夷吾乎?……夷吾事君无二心……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所在之国,必得志于天下。' ”(《国语·齐语》)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执政长达四十年之久,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诸葛亮未出山前常以管仲自许。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才、法制等方面。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世人则称之为“儒道法思想的先驱”。管子的政治思想以人为本,政顺民心,政利民生为原则。“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管子·牧民》,第1页,中国书店出版,1994年第一版。以下引文同)。管子执政以后,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对齐国实行大胆全面的改革,重视农业生产,提倡“农战”改革军制,实行军政军民合一,倡导富民政策,发展农、林、牧、商、贸,冶炼盐铁,发展海上交通贸易,采取“寓兵于民”,使“隐军令于国政”。对外提出“尊王攘夷”,反对对外侵略扩张,实行睦邻和平外交政策。以上政策对推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各诸侯国的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和睦融洽与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管仲由于思想杰出丰富,深刻全面,尤其是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历来为后世所推崇。孔子曾高度评价“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襟)矣”, “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2.《管子》其书

历代学者们认为,《管子》一书,虽名为管仲所撰,实际上并非管仲所著。但是《管子》中的许多篇章反映了管子的事迹和思想。据传《管子》成书于战国初期或西汉,非一时一人所作,某些篇章的观点前后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还相互矛盾。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实行变法,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在“稷下”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后来的所谓管仲学派。

《管子》一书主要反映了管仲学派的观点,也掺杂了其他学者的论述。从内容上看,在政治思想方面,管仲推崇儒家的民本思想,直接提出“以人为本”的主张;在军事法制社会政治改革等方面,更多倾向于法家的主张;在宇宙观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常常以自然规律解释人事物理。

《管子》一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正如近人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一书中所说,《管子》“在先秦诸子,裒(音掊,辑录)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管子》书中兼有儒法道诸家学说的许多观点。该书的突出方面是政治思想,管仲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提出“以人为本”,主张顺民意,利民生,提倡法制,不主张君立绝对独裁,顺民之好恶以为治,依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立法,主张法简统一,对民重信,执法公正无私。管子还提出爱民、富民、教民,所谓治国之道,必先爱民富民教民,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主张,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管子》的关于政治改革、发展经济、利民富民的政策以及富国强兵的许多主张和政策,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