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本，在于任贤事能
1．入国而不存（体恤爱抚）其士，则国亡矣
墨子指出，人才是治国之本，“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亡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亲士》，第2页）。意思是说入国执政，而不亲近爱护该国的贤士，那就会导致国家的衰亡。见到贤士，不及时起用，那就会放慢君主的事业。没有贤才，就没有人与国君共商国是，共同应对急难问题。怠慢贤人，轻视贤士，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墨子说：“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存，此谓之用民。”（《亲士》，第3页）事业最好不失败，如果遇到失败，若想转败为胜，只有善用人才。事业的发展，其他条件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人才问题。
“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贫，不得众而寡，不得治而乱，则是本（根本）失其所欲。”（《尚贤》，第50页）最终事与愿违，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固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兴盛），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第51页）贤才越多，国家就能够治理得更好。墨子还认为，人才不仅仅指拔尖的高端人才，而且包括各级各类人才，有用之才，越多越好。
墨子说：“归国宝，不如献贤而进士。”（《亲士》，第4页）“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此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尚贤》，第52页）坚持人才的德才标准，使他们受到尊重，生活富裕，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不论亲疏，坚持公正的德才原则。“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持者富贵，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者所持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持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以远为无持，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辟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四方）之氓（民）人闻之，皆竟为义。”（《尚贤》，第52～53页）
2．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宠爱），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以为贤。”（《尚贤中》，第58页）
墨子指出，尚贤就要坚持选人用人的大公无私和正派原则，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也是使人才辈出，树立社会正气，净化社会风气的问题，“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以为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尚贤》，第58页）。为政尚贤，是治国理政之本。
墨子认为各级各类职位，不能长期为无德无才之辈占据。他反对终身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者举之，无能者去之，举公义，辟私怨”（《尚贤》，第55页）。将矛头直指腐朽自私的达官显贵，不能不说是大胆的言论。墨子还敏锐地指出：“义人在上，天下必治。”（《非命上》，第37页）
墨子指出，用人不论贵贱，“列（任）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之以禄，任之以事，断予（给予）之令”（《尚贤》，第54页），墨子坚持“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义之士，我将罚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敦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必喜，不忠义之士必惧”（《尚贤》，第69页、第75页）。
对于贤能之才，必须全面考察，把握其本质，坚持公正、忠信、无私，行仁举义，听其言，观其行，全面深入了解。墨子说：“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修身》，第10页）这既是知人的方法，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原则。
3．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良弓难张，良才难令
墨子说：“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神费形，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所染》，第16～17页）治政理事，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选择好人用好人这个问题上。从历史和实际经验看，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用人不当或误用坏人。墨子强调领导者“劳于论人”，特别是领导集团的组成，必须慎选，而且结构合理，优势互补，搭配恰当。
墨子还提出“良弓难张”“良才难令”的见解，他说：“良弓难张，然可以致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推辞）也，物无违也（不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故能为天下之器（人才）。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音义）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亲士》，第8页）墨子指出，人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学问多，见识广，有独特见解，有谋略的人才是“难令”的，这样的人才，因能独立思考，只执行正确的意见，因而难令。
“劳于论人”“佚于治官”，领导工作，重点是放在论人上，不是不治官，而是人才选好，官则易治，如果抓不住“论人”这个根本，就会“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所染》，第17页）。墨子还重视从基层、从实践中选拔人才。他说：“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老年人）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禅辅（辅佐）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大圣人），与之戳力同心，以治天下……古者舜耕历山，……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伊尹）有莘氏女之私臣（陪嫁的家奴）……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索绳带粗衣），庸筑乎付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此何故始为贱，卒为贵，始为贫，卒为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始能为政。”（《尚贤中》，第67页）
4．墨子论为政者的做人修身之道
墨子出身劳动阶层，既从事技艺体力劳动，又从事脑力劳动，他重视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体现了劳动群众高尚的道德品质。他说：“君子自难（对自己严格）易彼（对他人宽厚），君子进而不败志（得志不忘进取），内究其情（不得志应探求原因）。”（《亲士》，第4页）一个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得志时不傲慢，失意时冷静思考，继续努力。要亲近团结周围的人，所谓“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修身》，第10页），亲近的人都团结不好，怎么能够结交远方的人呢？为政者，要“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尚贤》，第70页）。举事三思，谨言慎行，深思熟虑，不可狂言妄举，对人要尊重，要体谅宽厚。
一个人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学问与经验，更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墨子说：“士虽有学，行而为本焉。”（《修身》，第10页）知识学问与德行，应以德行为本，“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何）能治国政”。（《公孟》，第583页）政者就是口言身行，言而有信，身体力行，言必信，行必果。
墨子强调人要行义，他说：“万事莫贵于义。”（《贵义》，第553页）“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德者，劝以教人。若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第80页）人要行义，必须立志，要有坚强的意志，所谓“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分人者，不足以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阅历不广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修身》，第12页）。那些“思利寻焉（看重私利），忘名忽焉（不重名节），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修身》，第13页）。只图私利，不重名节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仁人君子的。
为人要重视交游，因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指社会政治环境的习染），不可不慎也”（《所染》，第15页）。从大的方面来说，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个人来说，要慎于交游。“其友皆爱仁义，淳谨畏令，则家自益，身自安，各自荣，处官得其理矣。”（《所染》，第19页）
墨子说为政要善择左右，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所染》，第16页）。领导的核心思想政治纯洁，德能素质高，就会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墨子列举“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阊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言行合乎情理）也，行理性（生）于染当”（《所染》，第16页）。墨子认为，做人为政，自己要重视个人道德节操的修养，善于择友交游，从政要协力同心，要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才能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