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

1．从天命论到民本论

古代人们对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于是产生了对天的敬畏，把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力量。统治阶级就假托所谓“君权神授”。自命为天子，人民必须俯首称臣，提出所谓“时惟天命，无违”（《尚书·周书》，第332页）。殷纣王恶贯满盈，到亡国时还狂叫：“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第194页）人民不堪残酷的剥削压迫而奋起反抗，一次又一次抗暴起义，大批奴隶逃亡，“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史记·伯夷列传》）, “名声若日月”（《荀子·不苟》）。人民的力量使奴隶主们逐渐产生了对“天命”的怀疑，统治者们感到“天难谌，命靡常”（《尚书·商书》，第147页），意思是说天很难相信，天命无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同上）, “惟命不于常”。（《尚书·周书》，第285页）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上天不会私爱商朝，它只保佑有品德的统治者，“惟天无亲”（《尚书·商书》，第143页）。天不会一成不变的亲近什么人。有的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天不可信”（《尚书·周书》，第347页）。

统治者中有人感到广大奴隶和农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一旦揭竿而起，就如洪水波涛，将他们淹没。当夏启的儿子太康荒淫放荡，一次出外打猎，人民乘机起义，将他阻于黄河对岸时，他的五个弟弟叹道：“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一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尚书·虞夏书》，第97页）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坚固，国家才能强大康宁，我看普通老百姓都比我聪明能干。统治者的错误给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在不明显的时候就引起重视。处于高位的领导者，就像乘坐在用旧朽绳套在六匹马拉的车上一样，能不处处谨慎吗？

统治者们认识到“天畏裴忱，民情大可见”, “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尚书·周书》，第276页）。上天辅助诚信的人，从人民的情绪表现上就可以看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第212页）“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虞夏书》，第54页）上天看到的就是人民看到的；上天听见的，就是人民听见的；上天观察问题，听取意见，是从人民处吸取意见，观察问题中得来的；上天表彰好人，惩罚坏人，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行事的。“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第207页）上天总是同情人民的，人民的愿望，上天一定顺应，天意就是人意。“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商书》，第143页）“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周书》，第358页）人民不会永远支持谁，只拥护给他们实惠的人。

统治阶级从人民的抗暴斗争中认识到，无限度地剥削压迫人民，他们的统治就会完蛋。故而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虞夏书》，第37页），对百姓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尚书·周书》，第278页）。要把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商书》，第172页）。要不断给百姓实惠，与百姓同心，经常安抚他们。要官员们“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尚书·商书》，第159页）。要求官员去掉私心，使人民得到实惠。

民本思想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国危”（《管子·霸言二十三》）。“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孟子也提出“君轻民贵”的主张。

2．以人为本，要从爱民做起

以人为本，首先就要爱民，爱民就要养民。所谓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要从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做起，“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致大也”（《说苑·贵德》）。“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怎样爱民呢？“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己身，赋敛如取己物。”（《六韬·文韬》）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很强调珍惜土地与不违农时，古人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就是在今天，土地仍然是人民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同样也要不违农时，“适其时，以致财物；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赏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治罪，以功致赏”（《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行惠取众，谓之‘得民’。”（《韩非子·八说第四十七》）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总的政治路线及其具体政策的各个方面，所谓“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文集·答惜赦》），我们不仅要从政策的宏观方面体现人民的利益，也要在具体政策中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爱民，从个人的品德来说，就是“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诸葛亮文集·临终遗表》）。

3．富民、教民、寿民

《尚书》提出“政在养民”，而且认识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虞夏书》，第43页）。统治阶级看到人民穷困，他们的统治就丧失了群众物质基础。“四民（士、农、工、商）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说苑·七政理》），他们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应将富民放在首要地位。因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诗经》也说对于人民要“饮之食之，教之悔之”。所谓“仁政”，首先是富民，人民富裕了，教育发达了，人的素质提高了，社会就会和谐，国家才有人才可用，社会才会发展进步。“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六韬·守土》）。富民必“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孔子也提出要“富民”“教民”。他来到卫国，看到那里人口众多，冉有问他，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论语·子路》）。民不富必怨，富而不教必乱。胡锦涛同志提出在全民中践行“八荣八耻”的教育，是很有针对性的，是具有现实和长远战略意义的。

《尚书》很重视对官员、青年和广大士民的教育，“重民‘五教’”（《尚书·周书》，第230页）。就是要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个方面伦理道德的教育，还规定了对贵族子弟和广大官员的教育内容。

“寿民”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说苑·政理》）今天来说，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推进体育文化娱乐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重视老年工作，提高全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