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节用，厚养薄葬
1．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墨子将勤俭问题，提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来认识，而且要从领导者生活起居和饮食衣着做起，他说：“故帝王作为宫室……高足以辟（避）润湿，边足以圉（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没有益处）者，不为也。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奇装异服）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雄伟壮观的建筑物），青黄刻镂之饰（彩色雕刻）。为宫室若此，故左右亦法象（效法）之。是以其财不足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宫室不可不节。”（《辞过》，第35页第36页）“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让众人观看）。”（同上，第37页）墨子得出结论说：“夫以奢侈之君御（治理）好淫辟之民，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衣服不可不节。”（《辞过》，第38页）。墨子用朴实而深刻的语言指出，国家要得到治理，必须从统治阶级到广大士民群众，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奢侈腐败等恶习，追求俭朴大方、高雅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勤俭节用的良好社会风尚。
2．节用其财，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墨子指出，勤俭是治国方针。“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美食当刍豢，蒸灸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见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效法）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不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饮食不可不节。”（《辞过》，第40页）
“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也，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效法）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辞过》，第41页）墨子所谓的节，不仅指节俭、节约，而且泛指节制、节欲等。墨子还反对蓄私，“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辞过》，第42页）蓄私不仅是伦理道德问题，也是社会经济问题。
3．俭节则昌，淫逸则亡
墨子关于节用的要求是要对国家有利，凡是不利不实用，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益处的，不能采用。节用可以节约支出，增加国家财力，制止浪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墨子说：“俭节则昌，淫逸则亡。”（《辞过》，第43页）节俭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品行，也是反腐防变的一剂良药。凡贪腐者必奢，因此节俭，应是一种国策，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反之，骄奢淫逸，追求奢侈贪欲腐败是亡国败政之举。
墨子出身于劳动阶层，他的许多思想反映了劳动阶层的愿望和要求，他说：“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御）寒，夏以圉暑……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节用下》，第191页）节廉勤俭，“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财利增加一倍）也。大人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加用（增益）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第190页）
墨子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其使民劳（劳役过度），其籍敛厚（残酷剥削），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兴师以攻伐邻国……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节用上》，第194页）
墨子指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不满足），殁世（终身）而不卷（倦）……其所以王天下诸侯者，此也。”（《节用中》，第196页）
4．反对久丧厚葬
儒家从繁琐的礼乐出发，主张久丧厚葬，大讲排场，大办丧事，以显富贵，以示孝道。墨子严厉批判久丧厚葬的习俗：“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厚葬久丧，虽使不可以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然此圣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木质差的木材）之棺，葛以缄之（葛藤捆束封闭），满坎无封（不堆土造坟），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三衾，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三衾，桐棺三寸，葛以缄之，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且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节葬下》，第216页）
墨子指出：“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对厚葬久丧大多疑惑不定或认为恰当），故子墨子言曰：然则姑尝稽之（考察）……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若送从（送葬如搬家），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花光家产）”。墨子深刻指出：“厚葬久丧实不可富贫众寡，安危理乱乎。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阻）也。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废除）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节葬下》，第205～206页）
墨子认为，应效法古人，节俭薄葬：“棺三寸，足以朽体；衣三衾，足以复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墓地三尺），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大哭，而疾而从事（尽快从事事业）。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墨子多次指出厚葬久丧的危害，“今唯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节葬下》，第214～215页）
墨子出身于劳动者阶层，他的学说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广大劳动者的呼声和要求，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严己宽人，言行一致，提倡民主政治，重视人才培养，反对侵略战争。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生产，廉俭节约，节用，薄葬。反对天命，重视实践等，墨子学说的进步性、鲜明性、深刻性以及在当时的影响力，都曾在儒、法、道诸家之上。墨子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他丰富的理论思想、实践活动以及其理论学说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他的许多思想主张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