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评·历史沿革·隋唐五代——诗文评分化时期

隋唐结束了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和分裂，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诗文理论出现了审美中心论和政教中心论的分化。同时，以前混而不分的诗文理论，随着诗歌的繁荣和古文的独立，诗论和文论也分途挺进，取得了显著成就。

隋唐五代的诗论(主要是唐代的诗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理论，同时也把儒家以政教为中心的诗歌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唐初科举试诗赋，再加上统治者对诗歌的大力倡导，出现了不少专论声律、对偶、病犯的诗论专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峤的《评诗格》、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元竞的《诗髓脑》等。对诗律对偶的研究，直接促成了近体诗律学的成熟。与此相对立，陈子昂提出以复古求革新的诗歌理论，其核心是追求“兴寄”、“风骨”。盛唐虽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诗论却显得有些苍白。李白虽沿陈子昂余绪高倡复古，但重视意兴和清新自然之美，已显出新变的趋向。殷璠论诗，主张文质取半，风骚两挟，“声律”、“气骨”、“兴象”兼备。生当此时的杜甫，虽强调“知民疾苦”，但不弃绝绮丽、清新的诗歌。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历史气运的滑落、诗歌创作的衰落，却引发诗歌理论再度勃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皎然、高仲武上继殷璠，偏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皎然是个“禅栖不废诗”的僧人，所作《诗式》提倡“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他的“取境”说，大大发展了王昌龄《诗格》中提出的诗境，把中国古代诗学向前推进了一步。高仲武自选肃宗至德元年到代宗大历末年期间26位诗人的诗歌一百三十余首，编为《中兴间气集》，每人系以评语，标其警句。他的批评，注重审美。他说：“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二是白居易接过杜甫、元结关心现实的传统，发展了政教中心的儒家诗学。元结论诗，提倡“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反对“指咏时物”、“拘限声病”(《二风诗论》)，已开新乐府运动的先声。白居易则全面地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文学主张，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诗论宣言，要求诗歌寓含讽谕劝戒，提倡诗歌要“辞质”、“言直”、“事实”、“体顺”。这对于诗歌干预现实以及形式的通俗化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把儒家诗论的积极方面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晚唐五代，论诗之风颇盛，但论诗水平一般，少有突破性的诗论之作。有承继中唐新乐府余绪的皮日休、吴融、顾云，仍主张以诗歌表现“国之利弊，民之休戚”(皮日休《正乐府序》); 有像李商隐那样既强调诗歌以 “言志为最”，又很重视诗歌的富丽精巧的形式美;有鼓吹浮艳诗风的《香奁集序》(韩偓)、《才调集序》(韦縠)、《花间集序》(欧阳炯)之流的论诗之作;还有一些记述与诗人和诗篇有关的遗事，讨论诗歌的格律、技巧的著作，如孟棨的 《本事诗》、张为的 《诗人主客图》等。在晚唐较为平庸的论诗著作中，司空图的《诗品》却极为耀眼刺目，发精抉微，直探诗歌的本质，把中国古典诗学推上了新的高度。

隋唐五代的文论主要是古文理论，古文理论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在儒家文学思想指导下的文风改革运动，它的基本宗旨：一是大力声张文以明道，即强调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主要是贯彻孔孟之道;二是批判魏晋以来的声病对偶之习，即反对骈文、提倡散文。古文理论与古文运动相表里，经历了酝酿、高潮、尾声三个阶段。隋与唐代前期是古文运动的酝酿期。这时期一方面批判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另一方面在文道关系上重道轻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文的本质及作用。隋代王通直言：“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中说·王道篇》)唐代柳冕在《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写道：“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噫!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中唐时期，古文运动达到高潮，古文理论也完全成熟，涌现出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古文及古文理论大家。这时期的古文理论的特点是：一是在文道关系上提倡明道说。以韩愈为旗手的理论家，把“道”明确解释为儒家修己治人之道; 同时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展开了复兴儒学的运动。二是在文与现实的关系上声张济世说。以柳宗元为代表的理论家，把“文”看作是“辅时及物”、革新政治的“济世之具”。三是重视古文的艺术规律。他们对古文的艺术规律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四个方面：情、气、才、辞。柳冕在理论上已经提出过以情达道的观点，他把情看作人的自然本性，道不能离情，情可以达道，礼不过是“教人之情而已”(《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柳宗元的“感激愤悱”，可以说是情道合一。尽管曹丕、刘桢、刘勰等都讲过文气，但到中唐才把道与气统一起来，提出 “养气”。韩愈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中唐古文理论家也提出“养才”和“修辞”的问题。随着古文理论巨星韩、柳的殒落，古文理论走向尾声，理论上开始分化为偏于道和偏于文两派。而皇甫湜、孙樵等人，为了刻意追求新变，把古文引向尚怪、尚奇、尚艰深晦涩的道路，从而背离了古文运动的初衷，走向终结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