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古代楚辞学(西汉—“五四”时期)·金元明的楚辞学

金王朝与南宋长期对峙，处于女真族统治下的北方文人饱受战争与亡国之苦，很少有人研治楚辞。蒙古族的元王朝起初仇视汉人，文士地位十分低下，当后来逐渐认识到中原华夏文化的重要意义时，其统治却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楚辞学一直到明代才出现转机，并日趋繁盛，从而导致清代高潮的到来。

金代无楚辞研究专著，只有王若虚等人偶尔论及楚辞。元代的专著有刘庄孙《楚辞补注音释》，已经亡佚，不过文人论及屈原及其辞作的，远较金代为多，其中以祝尧《古赋辨体》的成就最大。他认为楚辞是赋体，又按时代先后将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等。“楚辞上” 中列 《离骚》、《九歌》、《九章》，而“楚辞下”又将荀卿五赋收进，似颇杂乱。然他对楚辞的渊源却颇有见地：“然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耶?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古赋辨体》卷一) 同时，他在“外录”中，又收录了与楚辞有亲缘关系的作品，分为后骚、辞、文、操、歌五类。祝尧侧重于作品的形式，主要从文体演变史的角度来研究楚辞，在晁补之、朱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当然，视楚辞为赋体还是值得探讨的。

又元代词曲中多有戏谑调侃屈子自沉的倾向，此为文人在异族统治下而又仕进无门时游戏人生之态度的表现，亵渎美好与崇高实际上是一种自虐，揶揄之中折射着当时文人的无奈与悲凉。

朱明王朝建立之后，恢复汉制，大兴儒学。社会较为稳定，楚辞学便日益繁荣起来。现存明人的楚辞注本与有关著述数量不少，据马茂元主编《楚辞要籍解题》所录，达三十三种之多，其中较有影响的也有数种，如汪瑷《楚辞集解》、陈第《屈宋古音义》、贺贻孙《骚筏》、陆时雍《楚辞疏》、黄文焕《楚辞听直》等。

明代楚辞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比较注意从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楚辞。汪瑗的《楚辞集解》已表现出这一特色。汪瑗，生卒年不详，万历间诸生。其《楚辞集解》，卷首附《楚辞大小序》，正文八卷，只注屈原辞作，宋玉以下一概不收。又附《蒙引》两卷、《考异》一卷，另有附图九幅。汪瑗之注，虽多采王逸、洪兴祖、朱熹之说，但颇多己见与新意。如释《怀沙》为感怀长沙;言湘君、湘夫人非娥皇、女英，而是湘水之神与其夫人;谓《礼魂》为《九歌》前十篇之“乱辞”;释《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中“夏”为夏之太康，“康娱”为逸豫，等等，往往能突破前人注释的樊篱，且更近原作之意，对后人多有启发。特别是他比较重视对屈原作品意境与内涵的理解，将屈辞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对待。他分析《离骚》的表现手法说：“曰寓言者，寄己之情也。其言虽寓，而其情则直。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无以自见，于是乎托之以言也。”以 “寓言而寄情”来解释《离骚》的艺术特色，是很有见地的。但汪瑗为创新说，常有主观臆测之见，《四库提要》批评他“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便是指的这种毛病。

贺贻孙(1606—?)，字子翼，其《骚筏》是明代艺文派楚辞学的代表之作。此书只评解屈宋辞作，屈作按王逸二十五篇，《九辩》、《招魂》、《大招》则谓为宋玉作品。《骚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注释体，而是以讲评的方式，阐发作品大意、章法结构和艺术方面的特点。只录部分楚辞原文，加以自己的发挥。如说《离骚》“鲧婞直以亡身兮”至“汝何茕独而不予听”八句，“呢喃絮叨，无限亲爱，酷有妇人姑息口气。无端插此一段作波澜，妙甚”。又如分析《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两句，“有俯视天下，沧海一粟之意”。评《九辩》之悲秋，有七重悲、八重悲之妙解。诸如此类，曲畅旁通，胜义迭出。《骚筏》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诗话”对楚辞学的浸淫。

此类侧重艺文的楚辞学著作还有陆时雍的 《楚辞疏》。其书正文十九卷，前附《史记·屈原列传》、《杂论》和《读楚辞语》。正文在王逸《章句》基础上增加了贾谊《吊屈原赋》和扬雄《反离骚》。编次颇多变动，陆氏认为《九章》是《离骚》的疏解，故排在《离骚》之后。采用分段注疏的体例，先列旧注，然后以“陆时雍曰”领起新注。《楚辞疏》在训诂方面多取前人之说，用力在文义的疏解，以及对作品艺术的评论与分析上。如《哀郢》开头至“顾龙门而不见”一段，疏解曰：“盖善思者无所抚寄，则不胜湮没之悲;有物恍临，又无限吊凭之感。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其骚人之谓与?”又谓“《涉江》一笔两笔，老干疏枝;《哀郢》细画纤描，着色着态。神韵要自各足”。“《国殇》气语饱决，字字干戈，语语剑戟，左旋右转，真有步伐止齐之象”(《读楚辞语》)。其评论疏解比较抽象空泛，但因陆氏擅长诗话，故评楚辞艺术，三言两语，画龙点睛，往往有出人意表，启人思路之效。至于批评《九歌》“情太泄而不制，语过艳而不则”，却又落入儒家诗教的窠臼了。

明代楚辞学音义方面的著述当首推陈第《屈宋古音义》。陈第从屈原、宋玉的三十八篇辞作中，选取其韵与今音不同的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古音，与他的另一著作《毛诗古音考》互相发明。然后对屈作二十四篇(《天问》除外)和宋玉的十四篇辞赋，各为笺注，而其所推之音仍分见各句之下。陈第的主要贡献是论证了古今音之不同，破除从北周以来流行的“叶音”之说，对后来的音韵学有很大影响。音义方面的成果还有屠本畯《楚骚协韵》，张学礼、胡文焕 《离骚直音》等。

晚明激烈的政治斗争，使一些文人将注解楚辞作为抒发怨愤与不平的手段。赵南星的 《离骚经订注》把《史记·屈原列传》与《离骚》合为一书。分句加注。大体上以王逸旧注为本而稍加修订。此书本无多少新见，却特别突出屈子的忠怨和愤世疾俗之意，书末自为长篇跋文，多借古论今，影射权贵魏忠贤。而黄文焕的《楚辞听直》在这方面可谓达到了极致。

黄文焕，字维章，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年间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借屈原以寄寓自己的感慨。名曰“听直”，即取《惜诵》中“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之语。听直，即辨明是非曲直。他是借注楚辞来申冤了。《楚辞听直》共八卷，又附《楚辞合论》一卷。其书只注屈原辞作，以 《招魂》、《大招》为屈原作，故收入。又以 《山鬼》、《国殇》、《礼魂》皆鬼也，实为一篇。这样，屈原作品仍为二十五篇，合《汉书·艺文志》之数。此书意在为自己与黄道周鸣冤，其《凡例》中说：“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尝与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于《骚》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必求其显出。”因此，他特别强调屈原的忠，谓“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楚辞听直》在屈原生平、作品的写作年代考订方面，言之极详，虽多推测之语，但以作品结合史实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对后人不无启迪。同时，此书体例将注与评结合在一起，也颇为可取。

明代楚辞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开始进行对历代楚辞研究成果的汇集总结; 这表明人们有了楚辞学史的观念，也是楚辞学日益成熟的标志。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沈云翔的《楚辞评林》，后者又称《八十四家评》、《楚词集注评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