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研究概述·清代赋论
清代是我国辞赋研究的一个繁荣时期，其内容之丰富，远非前代之可比拟。这表现在：
第一，涌现了一批赋话和赋论著作，将辞赋研究推向一个高峰。清代以前，除了唐宋时期专讲律赋创作的赋格赋律一类著作之外，元祝尧《古赋辨体》虽对辞赋的源流演变及赋家赋作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精到的评论，但它仍只是一部辞赋总集而非专著。明陈山毓《赋略例言》也只是《赋略》的附录。宋元明时期，诗话、词话均很发达，而赋话则一部也没有。至清代则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辞赋的赋话。这些赋话今存者有： 李调元《赋话》十卷，浦铣《历代赋话》正集十四卷、续集十四卷，《复小斋赋话》二卷，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二卷，王芑孙《读赋卮言》一卷，汪廷珍《作赋例言》不分卷，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十卷，余丙照《赋学指南》十六卷，魏谦升《赋品》一卷，江含春 《楞园赋说》一卷，刘熙载《艺概·赋概》一卷。此外见于其他著作而成卷帙的赋话论著尚有：吴景旭《历代诗话》有《楚辞话》六卷，《赋话》九卷;何焯《文选评》有《赋评》一卷，《骚评》一卷; 孙梅《四六丛话》有《骚话》一卷，《赋话》二卷;朱一飞《律赋拣金录》附有《赋谱》一卷; 潘遵祁《唐律赋抄》附有《赋论集抄》一卷;《策学备纂》载沈祖荣、吴亮公《赋考》三卷，《赋话》一卷。有影响的专题论文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中的 《汉志诗赋第十五》，程廷祚 《青溪集》 中的《骚赋论》(上中下)三篇，刘师培《论文杂记》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关于辞赋的论述。还有清代大量辞赋选集、总集的序、跋、凡例，都是清代重要的赋论著作。可见清代赋论著作之丰富。
第二，这些赋论著作，其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丰富性与深刻性都是空前的，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批珍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之中，虽然有的跟诗话、词话一样，是“以资闲谈”性质的资料汇编，但大多数是有精义可采的写作态度严肃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它们有的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辞赋的本质与流变，如王芑孙《读赋卮言》、刘熙载《艺概·赋概》。有的则比较细致地研究了辞赋的风格与流派，如魏谦升《赋品》将赋的艺术风格分为“雅赡”、“浏亮”、“宏富”、“丽则”、“短峭”、“纤密”、“飞动”、“古奥”等九品，每品都以诗的语言描绘了它的特点。有的对辞赋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了精辟的分析与鉴赏，如李调元《赋话》，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有的对辞赋中的词语或掌故作了细致辨析与考核，如吴景旭《历代诗话》中的 《骚话》与《赋话》，何焯《文选评》 中的 《赋评》与《骚评》。有的比较全面地搜录了历代辞赋作家的传记资料，如浦铣《历代赋话》正集。有的则将散见于各种著作中的论赋条目或赋坛掌故作了搜集与整理， 如孙梅，《四六丛话》中的 《骚话》与 《赋话》，浦铣《历代赋话》续集。有的则专门探讨辞赋创作的有关要求与注意事项，如汪廷珍《作赋例言》、余丙照《赋学指南》、潘遵祁《论赋集抄》。这些赋论著作的出现是清代辞赋研究超越以前任何时代的突出表现。清代这些赋论著作，就某一部或某一篇来说，也许只专门探讨了某一方面的问题，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就其整体而论，可以说是对辞赋作了全面、深刻而系统的探讨，给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增添了异彩。
第三，清代赋论是清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领域中不同流派斗争在辞赋研究方面的反映。清代诗文有过不同流派的斗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这场斗争的重要方面。就辞赋创作说，自元代废止律赋考试之后，律赋一度衰落。到清代，因馆阁词臣又考律赋，律赋又一度中兴。因此，尊律赋与尊古赋的争执，继唐宋时期的争执之后又一次兴起。这场争执反映到赋论上就有重律赋与重古赋的区别。乾隆嘉庆年间，律赋最为兴盛。因此研究律赋的著作也特别多。如李调元《赋话》十卷，就有《新话》六卷专论律赋，浦铣《复小斋赋话》二卷，重点是研究唐宋律赋，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十卷，则专门研究清代馆阁诸公的律赋创作。江含春 《楞园赋话》、汪廷珍《作赋例言》、李一飞《赋谱》、余丙照《赋学指南》、潘遵祁《论赋集抄》专论律赋，诸如律赋的源流，律赋的风格，律赋的写作都作了全面的探讨。这种重律赋的风气，正是当时重骈文，反对桐城古文斗争的一个方面军。到咸丰同治之际，曾国藩以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倡导桐城古文。他针对桐城古文孱弱无力之弊，欲以汉赋之气势振起之。因此，他推崇司马相如、扬雄，提倡读古赋。于是重古赋之风又起。刘熙载《艺概·赋概》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这部著作专论古赋，对古赋源流的考辨，对古赋风格的阐发，均时有卓见确论。书中，骈赋已少论及，律赋则只字不提，表现出对律赋的轻视。这正是辞赋复古风气的反映。于此可见，清代赋论是清代文学流派斗争重要的一翼。
第四，语录式、评点式、资料性是清代赋论著作在形式与方法方面的特点。清代赋论著作当然也有理论体系严密的论文，如程廷祚《骚赋论》及赋集的序跋。但大都是由许多互不相关的语录式的论赋条目连缀而成的赋话。这种赋话跟诗话词话一样，偏重于直观性、综合性和资料性。它对原理的阐述，是语录式的提要，而不是逻辑式的推理论证，一部赋话就是由这样一条一条的语录构成。而不是由事实归纳成理论，或由原理演绎出新的结论，多只提出是什么，而不说明为什么。对赋家赋作的分析，也多是评点式的启示，而不作具体细致的赏析。它往往只抽取某作家的某篇作品中的几句，简括其特点即止，而不作详尽的分析。评论一个时代或一位作家的艺术风格，也是这样评点式的点到即止。这样评点式的评论，是评论家对一个时代或一位作家烂熟于心之后，突然喷射出来的一点体会的火花，精到深刻，然而读者亦须具有较深的根柢方能领略。它对写作背景的评述则是闲谈式的资料汇编，评论家往往只将其作为赋坛掌故加以叙述，论断即寓于叙述之中，生动形象而引人入胜。清代赋论著作的这种特点，当然有其不足之处。它过于重视个别与具象，而忽视一般与抽象，缺少纵横深入的综合论述，即没有由微观上升到宏观。但这种评论具体扎实，评论家通过对作品的评论，事实的叙述，让读者具体感受到它们的意境美、结构美、语言美、韵律美，不空洞，不浮泛。这种评论，精粹警辟，是评论家长期体察的升华，高度浓缩，极其精到，发人深省。
清代赋论的繁荣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清代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全面总结时期。赋论著作较多涌现就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体现。其次，文学观念的演进，赋从诗文中独立出来，也激发了赋论专著的产生。赋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有的近于诗，有的近于骚，有的近于骈文，有的近于散文。因此古人总是诗赋、辞赋连称。唐宋以后文赋兴起，人们更视之为文。因此，赋论大都附庸于诗话、骚话、四六话与文论著作之中。至清代，有人就强调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不同于诗骚，更不同于文。程廷祚专著《骚赋论》以辨诗骚赋三者之别。刘熙载 《艺概》于《文概》、《诗概》之外，另辟《赋概》以示三者的鼎立之势。这样，赋论也就有必要从诗论、文论著作中独立出来，赋论专著也就随人们文学观念的改变而出现。第三，清代文学流派的斗争，也促进了赋论著作的繁荣。文学流派的斗争，创作上必须写出能体现其流派风格的作品以显示其实力，选辑上必须选出能体现其流派主张的作品以供其学习，理论上必须写出能阐述其流派理论的著作以标明其主张。清代辞赋创作有三次变化。顺康之际，因受“唐无赋”说法的影响，赋作家多写散体、骚体、骈体，是骚赋的复古时期。乾嘉之际，因馆阁试律赋，律赋又盛极一时。咸同之际，因曾国藩倡导桐城古文，辞赋复古之风又起。反映这种变化，顺康时吴景旭《历代诗话》中的《骚话》、《赋话》，何焯《文选评》中的 《赋评》与《骚评》专论散体赋与骈赋，而乾嘉之际的赋话著作多专论律赋，至咸同时刘熙载《赋概》又专论古赋。这说明赋论著作与文学流派的斗争是密切相关的。第四，朴学的兴起为清代赋论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首先，朴学之盛为赋论著作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次，朴学家独特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方法，也成为促进赋论著作严谨化、理论化、系统与专门化的重要契机。
清代是我国辞赋研究的繁荣时期。其论著之丰富，涉及问题之广泛深刻，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