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古代楚辞学(西汉—“五四”时期)·清代: 古代楚辞学的高峰
清王朝建立之后，随着政权的稳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致形成乾嘉盛世。清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一软一硬的政策，使绝大部分文人不得不，也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以毕生精力去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此，楚辞学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专著大量涌现，涉及的范围包括注释、音义、评论、图谱各个领域，而且出现了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学术地位高、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楚辞学著作。
明末清初，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文人，通过注释楚辞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怀念，作为精神的慰藉。如李陈玉明亡之后，“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踯躅”，撰《楚辞笺注》四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感，犹屈子之志也”。(《楚辞笺注·魏学渠序》)此书以疏通文意，阐扬屈子情操为主，然于各篇意旨亦时有新见，如分《天问》为天事、地事、人间事三大段;谓《九歌》、《九章》即《离骚》中提及的启之《九歌》与《九辩》等。又有钱澄之，事南明桂王，清兵破桂林后，他一度削发为僧，后回故乡课耕为主。于是发愤著书，撰为《屈诂》(与《庄子诂》合为一书，名《庄屈合诂》)。“以 《离骚》寓其幽忧，而以 《庄子》寓其解脱”(《四库提要》)。《屈诂》只说解屈原作品，其原则反对穿凿附会，以平正通达为旨归。
清初的楚辞学著作中，以王夫之《楚辞通释》的成就为最高。王夫之 (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湖南衡阳市)人，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清兵入关南侵，他在衡山组织义军奋起抵抗，后从南明桂王，桂林失陷，他辗转于湘西、湘南一带。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多次拒绝清王朝的馈赠与召聘，闭门著书三十余年。王夫之生于楚地，更兼有亡国之巨痛，坎坷之遭逢，于是在《楚辞通释》中，引屈原为知己，抒尔我之孤忠。《楚辞通释》共十四卷。前七卷为屈原作品，一依王逸;后七卷为宋玉等人之作。书中将《七谏》以下五篇全删去，而将江淹五篇作品收入，并附上自己作的一篇《九昭》。全书各篇前有题解，或考释屈子生平，说明时代背景;或阐发各篇意旨，订正前人讹误。其注解采用分段的方式，注与评相结合，注解中一般不引旧注。
由于王夫之撰《楚辞通释》为发抒社稷沦亡之痛，而且也由于他特殊的遭际与博大深邃的思想，因而他对屈原的为人与作品有超出一般人的体会与理解。例如，以前注家大都认为屈子忠君，到朱熹提升为“忠君爱国之诚心”，忠君与爱国连在一起。王夫之则认为屈原是 “爱国”与 “怨君”! 其《哀郢后序》云：“《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又《涉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两句下释曰：“人不足怨，而守正无疑。安于幽废，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国危!”屈子爱国，爱的是百姓之国;屈子怨君，怨的是危国之君。这一深刻的见解既是他思想中民主因素的反映，同时也包含着对南明王朝的失望与怨愤。
《楚辞通释》中的独到之见不仅仅表现在对屈子精神的理解上。例如： 言《礼魂》为送神之曲，乃《九歌》前十首所通用; 释 《九辩》之 “辩” 为“遍”;析《九歌》为娱神之曲，而无托喻讽谏之意，等等。或为新见，或在他人基础上加以发挥，并为后人所重视。《楚辞通释》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着重从文学角度评析楚辞，曾在明代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在清代也得到了继承，特别是在亡国之痛随着时光逐渐淡忘之后。林云铭的《楚辞灯》便是这一风气的重要代表。
林云铭，生卒年不详，字道昭，号西仲，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其楚辞注释书稿，先毁于兵燹，再毁于火灾，后来闭门追记，并补未注各篇，才完成《楚辞灯》一书。他在《自序》中说：“二千年中读骚者悉困于旧诂迷阵，如长夜坐暗室，茫无所睹”，于是作《楚辞灯》，欲“使读者洞如观火，还它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其书首列 《自序》、《凡例》、《史记·屈原列传》与 《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正文四卷，只收屈原作品，篇目与 《楚辞听直》同。其体例为逐句诠解，分段注疏，各篇篇末有一段评论，以“林西仲曰”领起。其评注重于文义和作品结构、艺术方面的分析。例如评《少司命》曰：“开手以堂下之物起兴，步步说来;中间故意作了许多波折，恣意摇曳，但觉神之出入往来，飘忽迷离，不可方物;末以赞叹之语作结。与《大司命》篇另是一样机轴，极文心之变化，而步伐井然，一丝不乱。”层层剖析，颇有会心，对读者理解作品的构思与脉络，很有帮助。此书因此特点而深受一般读者的欢迎，在当时盛行于世。此外，林云铭在屈原忧国忧民精神的阐发上，在一些字词的训诂上亦有较好的意见。但总的说来较浅。
与林云铭风格相类的还有屈复与陈本礼。屈复先祖为楚人，迁居关中后，缅怀屈子高节，思念故楚风物，于是撰《楚辞新注》八卷。此书分节为注，先注后评，特别注重文脉的掌握与疏理，阐发作品的内涵与意义。便于初学者阅读。而且，屈复不同于林云铭的蔑视旧注，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出新意。陈本礼则前后四十四年，撰成《屈辞精义》六卷，欲使“庐山面目，得以一洗尘昏于二千年后，不致沉埋于霾云宿雾中”(《自序》)，亦似林云铭之口吻。据近人姜亮夫研究，陈氏曾五易其稿，初稿中本来就较少的章句训诂，在改定时又多删去。故此书旨在微言大义的阐发，而多从作品的脉络，通过上下关合的掌握来分析作者的思想与作品大义。同时，由于陈本礼是诗人，深谙艺文，往往能以精炼的语言点出作品的艺术境界，将读者带入诗歌所描绘的美的意境之中。
清初学者主张经世致用，反对宋明以来的性命空疏之学，渐次形成乾嘉学派。清代朴学继承汉儒学风，提倡实事求是的考据，排斥不着边际的空泛之论。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之下，从康熙乾隆开始，清代的楚辞学，在风气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骥、戴震、王念孙、江有诰、朱骏声等人，以深厚的功力、严谨的态度从事楚辞研究，将清代楚辞学推向了顶峰。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是清代楚辞学发生转折的标志。蒋骥 (1678—1745)，字谏塍，武进 (今江苏常州市)人，功名不遂，一生以诗书自娱。他倾注了毕生心血，撰成《山带阁注楚辞》。全书包括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个部分。正文共六卷，只收屈原辞作，以《招魂》、《大招》为屈作，故在王逸基础上增加此两篇。又谓《大司命》与《少司命》、《湘君》与《湘夫人》为同类神，二司命合为一篇，二湘合为一篇，《九歌》仍为九篇，以合二十五篇之数。注解采用分段为注，训诂与疏解相结合的方式。
《山带阁注楚辞》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翔实严密。这首先表现在此书的构成上。除正文外，“卷首”列所采用书目四百来种，又列《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史记·楚世家》节略、楚辞地图五幅;“余论”分上下卷，通论全书及分论各篇作品;“说韵”考楚辞音韵。凡有关楚辞的各方面，无不细加搜罗考究，使全书构成一个严整而全面的体系。这一特点还表现在考证与分析上，例如，他征引《山海经》、《战国策》、《史记》等古籍，证明“长沙”之名始于战国以前，从而订正了“长沙之名，自秦始建”的说法，澄清了人们对《怀沙》的误解。又如论及《哀郢》序次时，对洞庭湖一带的山川地理进行了详尽考辨。因此对屈原的行进路线提出新的看法。由于蒋骥谙于史实，考辨有据，其许多结论都令人信服，大不同于明人主观空泛的议论。故《四库提要》说他“分析考论，虽有驳谈，亦时见精邃之言，终非明以来泛言可比”。
而且，此书并非只作考证，也善于阐发作品题旨和艺术特色。如分析《离骚》是“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 ( 《余论》上)。又如比较 《招魂》与《大招》曰：“《大招》是实情，《招魂》是幻语。《大招》每项俱各开写，《招魂》则首尾总是一串。其间有明落，有暗度，章法珠贯绳联，相绎而出。其次第一层进一层，入后异彩惊华，缤纷繁会，使人一往忘返矣。”(《余论》下)没有深切的体味与细密的思考，是很难有如此精确之见的。此外，蒋氏不拘于传统诗教的“比兴”之说，注意到楚辞的南方文化特征，多引古代神话进行注解，亦属难能可贵。
如果说《山带阁注楚辞》体现了清代前期向乾嘉学风的过渡，那么戴震的《屈原赋注》则是乾嘉学派在楚辞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著名学者，清代最有成就的朴学大师之一。他精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各门学问，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闭门著书，30岁时撰成 《屈原赋注》 一书。全书包括《注》七卷、《音义》三卷、《通释》二卷，共十二卷，只注屈原辞作二十五篇，篇目、篇次一依王逸《楚辞章句》。采用分段注释的方式。
此书卷首《卢文弨序》言戴震之注“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诚如斯言。戴氏以朴学家的功力与严谨态度，不事臆测，不作空谈，通过对章句语词的训解，对名物制度的考订来阐明作品的题旨义蕴。例如释《东皇太一》云：“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汉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唐宋祀之尤重。盖自战国时奉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也。《天官书》：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吕向曰：‘祠在楚东，故云东皇。’未闻其审。”他先通过对 “太一”及汉武时方立祠的考证，断定 《东皇太一》非祠神之歌，然后引《天官书》与吕向说，加以补充说明。又如从天文与典章制度上考证《东君》中“天狼”与秦之关系，据此推断《东君》作于顷襄王朝; 承汪瑷《楚辞集解》， 援篇中三例， 考证《离骚》中“夏康娱以自纵”之“康娱”为连文。其注于明白之处不再重复，而凡有新见，必以严密的考证为基础，因而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戴震的《屈原赋注》与王夫之 《楚辞通释》、蒋骥 《山带阁注楚辞》鼎足而三，是清代最有价值的楚辞学著作之一。
乾嘉学派在楚辞研究中的成就还表现在楚辞音韵学上。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读》将《诗经》、《楚辞》及诸经书中有韵之文，分别摘出韵字，归于二十一部，江有诰的《楚辞韵读》则将《楚辞》各篇韵字分别归入十八部。在辨别韵字、古韵分部、古之四声以及《楚辞》句读等方面都有所考究阐发。
乾嘉学派的楚辞研究成果还有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丁晏《天问笺》等，而同时期的陈远新《屈子说志》、胡文英《屈骚指掌》等，也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
清代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更兼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呈现出纷繁多元、新旧矛盾交错的格局。楚辞研究领域，也不再是乾嘉学风的一统天下，尽管仍然以传统的治学路子为主，但毕竟有了一些新的气象。
俞樾的《读楚辞》与《楚辞人名考》(收《春在堂全书·俞樾杂纂》中) 可说是乾嘉学风的延续。《读楚辞》以札记体对《楚辞》中有关名物制度、字句涵义进行考辨诠解，共得四十一条; 《楚辞人名考》则对《楚辞》中人物鬼神名加以考核辨证，共得一百七十六条。考订严密，时有发见。
清末著名学者、诗人王闿运撰《楚辞释》十一卷。此书非以繁富考据为胜，而以独出心裁为长。如认为屈原二十五篇皆作于怀王客秦之后，《离骚经》之“经”为屈原自题，《渔父》中之“渔父”为楚之旧臣，等等。新见迭出，闻所未闻。故姜亮夫评论曰：“大抵闿运为学，能深思，而失之于好奇。凡篇中训释大义，处处有本，令人叹其精允，而时时诡异，令人觉其不安云。”又曰：“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 ( 《楚辞书目五种》)
桐城殿军马其昶撰《屈赋微》，此书采前人之注多达四十余家，并能于诸家基础上熔铸己意，由博反约，驾驭自如。马其昶特别强调屈子的爱国思想，而猛烈抨击“千古之贼臣篡子”，其中隐约可见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光辉。
清末廖季平作《楚辞新解》与《楚辞讲义》，由怀疑屈原作品，进而否认屈原其人的存在，为“屈原否定论”的始作俑者。又有刘师培、王国维从南北文学之不同的角度评论楚辞，或以为楚辞为南方文学之代表，或以为楚辞为南人而学北方之产物，都能给后人以启迪。特别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已对传统有所突破，表现出新时代的某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