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明代书院由衰而兴及四遭禁毁

明代书院是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为历代书院研究者所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明代书院于明初近百年间不被重视，长期处于衰微之势，明中叶起渐渐兴起，至嘉靖年间达到极盛，不仅数量剧增，社会影响也空前显著。但至明末又连遭官府禁毁。

据考察，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微贱，不甚知书，但对文化教育极为重视。他一方面自己勤于学问，另一方面很注意罗致人才。《明史·选举志》载：“太祖下金陵，辟儒士范祖干、叶仪。克婺州，召儒士许元、胡翰等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处之。以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溢、琛为营田佥事，基留帷幄预谋议。甲辰三月敕中书省曰：‘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武，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于是州县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间及兼通书律者。”并通令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及时勉学，俟开科取士之岁，充贡京师”。可见其求才若渴的心情。洪武元年(1368)，开国伊始即“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其年冬，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三年谕廷臣曰： ‘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六年复下诏曰： ‘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麟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据说当时形成举荐人才的热潮，“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举，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胜数”。

不过明初几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鼓励荐举、兴办官学和提倡科举等方面，对于书院未加重视。所以自洪武至成化年间近百年，书院一直处于沉寂无闻的状态。虽于洪武元年(1368)曾因元之旧，立洙泗、尼山二书院，不过是虚应故事，仅做为尊孔崇儒的一种表示。许多名师巨儒多被吸收到官学任教，读书士子有多种途径获得仕进之路，对寂守山林的书院也乏兴趣，这正是书院长期沉寂的重要原因。

但在明中叶，科举日渐腐败，教育日趋空疏，一批士大夫深感科举与学校败坏人才，必须革弊除害，以救时弊，纷纷复兴或创建书院讲学。于是书院由衰而渐兴。

不少有识之士，尖锐揭露和批判了明代科举和官学的弊病。明代科举前程荣崇，士子多凭侥幸，不肯读书问学，科场作弊，相演成风。尤其到成化之后，科举独重八股，士子只读程墨坊稿，如顾炎武所言：“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官学变成科举的附庸，学生 “但取食廪年深者”，“只有资格，不讲学力”，国子监生“年老体惫衰迟不振者十之八九”，有不少是纳赀捐得的，姚夔曾说：“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贡生，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为了扭转士习人心骛于奔趋而不务实学的颓风，多创书院讲学。

明嘉靖后书院大盛的直接原因是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竞相讲学。据《明史·列传一百十九》赞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沈德符所著的《野获编》也称：“自武宗朝(年号正德)，王新建(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王守仁认为程朱理学自南宋末被尊崇，经元至明，日益僵化、空疏，变成禁锢思想、束缚学术的教条。他认为程朱之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结果“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造成“记诵词章”之恶习，使人“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而圣人之学遂废”。他认为：欲求圣人之道惟在“自得”，“致良知”，“知行合一”。王守仁深知当时的科举和官学都以程朱之学为宗，为了冲破和摆脱思想束缚，必须另辟蹊径，别创书院以讲学。事实上，王守仁的学说正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他在龙冈书院和贵阳书院讲学时已发明“良知”之旨，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在江西濂溪书院讲学时专讲“存天理，灭人欲”的克治省察工夫;他在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讲学时，把自己的学说集中概括为“致良知”之说。王守仁宣传他的学说，推动了书院的兴盛，而书院的兴盛又为王守仁学说的传播提供阵地和最好的形式。

王守仁的弟子门生更是广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扬王学。如：嘉靖九年(1530)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并在山麓建王守仁祠，“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仪礼，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嘉靖十三年(1534)邹守益在安福建复古书院，后又“与邦采、刘文敏、刘子和、刘阳、欧阳瑜、刘肇衮、尹一仁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同年李遂建精舍于衢麓，精舍诸生又分建龙游水南会和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嘉靖十六年(1537)沈谧在秀水县文湖建书院。嘉靖十九年(1540)周桐和应典在永康寿岩建书院，与同门李珙、程文德讲明师旨，从业者百有余人，岁时奉祀，定期讲会。嘉靖二十一年(1542)范引年在青田县建混元书院，讲艺中时发师旨，诸生七十余人，闻之惕然有感。嘉靖二十三年(1544)徐珊在辰州建虎溪书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万安的门生在白云山麓建云兴书院，同年陈大伦在韶州建明经书院，与诸生课业，倡明师学。嘉靖三十三年(1554)刘起宗在泾县大溪之西建水西书院。嘉靖三十五年(1556)赵镗在广德修建复初书院，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志学书院(均见《王文成公年谱》)。王门弟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所以明嘉靖年间所建书院最多，王门弟子主要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王门弟子按其籍贯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和粤闽王门。明代这些地区的书院比前一代明显增多，说明明中叶书院昌盛与王守仁和王门弟子的讲学活动有密切关系。据《明儒学案》载，王守仁的著名弟子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王守仁的另一著名弟子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江淮一带，纷纷组织讲会，如：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等等。这些讲会逐渐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成一个地区性的祭祀和学术活动中心，进一步扩大了书院讲学的影响而风及社会了。

明代另一位著名学者湛若水(甘泉)，与王守仁同时讲学，对明代书院的发展也有巨大影响。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弟子，是一位“志笃而力勤”的教育家，五十五年间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德。《明儒学案》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湛若水与王守仁交情极深，都对程朱理学繁琐空疏不满，曾共商以倡明圣学为终身志愿，彼此常以讲学相倡和。但两家宗旨各异。王守仁倡“致良知”，湛若水则力主“随处体认天理”。《明史·湛若水传》称：“若水初与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 ‘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在王、湛及其门人竞相讲学的推动下，明代中期书院发展呈现鼎盛之势。据曹松叶在《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统计，明代书院达1239所。大大超过元代。按时间统计，以嘉靖年间为最多，占37.13%，万历年间次之，占22.71%。明代新建书院745所，建于嘉靖者为215所，占新建书院的三分之一。按地域统计，长江流域为646所，仍居第一位，珠江流域为364所，升为第二位，黄河流域为229所，降为第三位。按省份统计，明代书院遍及十九省，仍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最多，分别为251、138、120、102所。

明代中叶之后，书院昌盛，不仅书院数量激增，讲学内容和方式有许多创新，特别是“讲会”盛行，成为书院制度最富特色的创举。这是所有书院研究者极为注目的。

明代后期，无锡的东林书院成为闻名一时的著名书院。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有东林。东林书院原为程门弟子杨时讲学之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先后讲学于此，声名大振。据《无锡金匮县志》载：“当宪成、攀龙讲学时，岁两大会，月一小会，各三日，悉仿白鹿洞规。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东林书院同当时其他书院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积极参与时政，“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历代学者注意到，明代书院至嘉靖后大盛，朝廷四次禁毁书院也连续发生在嘉靖之后。嘉靖十六、十七年连续两次禁毁书院。《续文献通考》载：先是世宗嘉靖“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乞戒谕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书院”。次年四月，吏部尚书许赞又说：“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诏从其言。”《明通鉴》载：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 “壬申，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故有是命”。《野获编》载：“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论南太宰湛若水，学术偏陂，志行邪伪，乞斥之，并毁所创书院，上虽留若水，而书院则立命拆去矣。”《皇明大政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毁天下书院。吏部尚书许赞上言： ‘近来抚按两司及知府等官，多将朝廷学校，废坏不修，别起书院，动费万金，征取各属师儒，赴院会讲，初发则一邑制装，及舍供亿科扰尤甚。日者南畿各处，已经御史游居敬奉行拆毁，人心称快，而诸未及，宜尽查算，如仍有建者，许抚按据奏参劾。’帝以其悉心民隐，即命内外严加禁约，毁其书院。”尽管朝廷严令禁毁，但书院影响深入人心，声望甚高，书院仍是禁而不止。《野获编》称：“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不仅如此，官方越禁，民间越办，嘉靖年间，反而创建书院最多。

明代第三次禁毁书院，是在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执政时。《明史》卷二十载：“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明纪》载：“七年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为公廨。”《明通鉴》卷六十七载：“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书院六十四处。”《明史·邹德涵传》载：德涵“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刑部员外郎。张居正方恶讲学，德涵守之自若。御史傅应桢、刘台，相继论居正，皆德涵里人，疑为党，出为河南佥事”。《明史·杨起元传》载：“起元，归善人，选庶吉士，适 (罗)汝芳以参政入贺，遂学焉。张居正方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累官吏部左侍郎。”张居正为极力加强思想控制，“最憎讲学，言之切齿”。早在万历三年(1575)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应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奸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可见，张居正禁毁书院的真正原因是害怕书院讲学“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摇撼朝廷，奸乱名实”。然而，张居正禁毁书院之举，同样是虽禁犹存。

明代第四次禁毁书院，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由熹宗的当权太监魏忠贤一手制造，其主要矛头是指向东林书院，进而殃及全国书院。《东林书院志》记载：天启五年八月 “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无锡知县吴大朴《申拆毁书院缘由》称：“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为奉旨拆毁书院事：天启六年(1626)四月二十八日，奉巡按徐宪牌前事，内开，昨接邸报，钦奉明旨，苏、常等处，私造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钦此。查得常州府无锡县，有原设东林书院一所，拟合亟行拆毁，为此牌仰该县官吏，即便督同该地方人等，立时拆毁，拆下木料，俱即估价，以凭提解，不许存留片瓦寸椽，限即日俱将毁，星驰申报。”《明史·魏忠贤传》称：“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 之名自是始。即而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御史徐复阳请毁讲学书院，以绝党根。”

明代四毁书院有出于学派之争，有出于政治需要，也有因党争而挟嫌报复。根本原因还要归结于明末政治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