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论文)·对 《通鉴》 的考释辨正及其他

这里是将前面三个部分之外的所有文章均划归于此，所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约而言之，有如下一些内容：

邱居里《从〈通鉴考异〉看〈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与选材特点》和仓修良《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求实精神》二文是研究《通鉴考异》的专文。前者具体探讨了 《通鉴》选材的特点，作者指出，《通鉴》对各种文献史料进行严格的选择鉴别，构成该书成功的基本条件。后者则是通过《考异》论述司马光著书的求实精神，“司马光所以要作《通鉴考异》，首先是要把历史真象考订清楚，把众说纷纭的史料加以澄清，去伪存真，选出证据确凿、较为可信者编入《通鉴》，这应当说是主要目的，这一做法的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司马光研究历史的求实求真的精神”。汪受宽的文章则是专门探索《通鉴目录》的。汪文认为，《通鉴目录》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和索引于一帙，开创了一书目录中编年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简明中国古代政治通史，选材既有重点，又兼顾一般; 对史事有首尾清楚地交待;着眼于历代统治的经验，君臣议论中关于治国方案的精要话语构成了该书政治通史的基干(《〈通鉴目录〉初探》)。《通鉴》中的“臣光曰”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相关的文章不少，但思路似乎分歧并不太大。季平在八十年代先后发表了《评〈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再评〈资治通鉴〉 的“臣光曰”》等文。在前文中，他总结了“臣光曰”的某些卓识见解，如重视历史经验，强调知人善任，重视纳谏与善谏，主张严明刑赏等等，但对它的批判却极为严厉。季文指出，“臣光曰”的反动论点集中在宣扬君权天授、君权万能上，鼓吹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合理，“以礼治国”，提倡“明哲保身”，对少数民族采取大汉族政策。其实质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影射攻击王安石革新，强调教化风俗，加强对臣民的统治。“它既充满了极为反动的封建糟粕，又闪烁着许多有益的精华，是封建皇帝和反动派代表人物实行反动统治和晋身处世的教科书。”后文则是从《通鉴》本身和史学史的角度对“臣光曰”的内容特点进一步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基本上予以肯定，认为“臣光曰”是《通鉴》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多有引为借鉴的历史教训，史论结合也有助于后人效法。刁书仁的文章从积极的角度对“臣光曰”进行评论，从而与季平前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说，“臣光曰”表现出司马光重视纳谏和善谏，强调君明臣直，治国知人善任，崇俭戒奢，坚持信赏必罚，对国家盛衰、生民休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总结，值得今人借鉴(《试论“臣光曰”中可供借鉴的因素》)。张利群在其文章《试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总结说司马光“用它来评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能直接地表现作者的政治倾向和治世态度，因此‘臣光曰’便成为研究司马光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胡三省及其注文，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六十年代初，仓修良撰有《胡三省和他的〈通鉴注〉》，较全面地介绍了胡三省的生平和他注释《通鉴》的活动，认为胡注与裴松之注《三国志》齐名，但其难度和价值却在裴注之上，与《通鉴》同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该文是为纪念胡三省逝世660周年而作。时隔20年，仓修良又撰写《胡三省〈通鉴注〉简论》一文，此文与上文基本相近，所论内容则更为翔实，主要从文字注释、辨正前人之误、考辨史事记载讹误、对以前史家评论、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五个方面论述了《通鉴注》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历史学的贡献。冯惠民的《〈通鉴〉胡注概论》不仅强调了胡注翔赡而丰富的史料对《通鉴》传播的功绩，而且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博而不约、前后矛盾等缺憾与不足。冯端林的《胡三省的史识与史才》则探讨了胡注《通鉴》成功的因素。作者认为，胡氏撰写的许多篇章是对司马光史学观点的发挥和推论，能从富国强兵、国家统一大局着眼，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环境中评论，纠正前代史家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失当之处。“胡注堪称为第一部宏著，博采众书，既发明古义又加上自己的一些新见解。”关于胡三省的籍贯，陈垣先生早在研究胡注中说他是浙江宁海人，后来又有天台人一说。胡克均著文《关于胡三省的籍贯问题》说胡氏一族在唐末自豫章迁至会稽，再迁至宁海中胡，系后唐庄宗起居舍人之后。所谓“天台”籍贯，是指天台山，即台州代称，不是天台县，胡氏籍贯应是宁海。此外，专门研究司马光三位助手的文章也兼或有之，但多数都与司马光编修过程一并提及，如前引王曾瑜《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仓修良《〈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等均是如此。李裕民的《刘恕年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刘氏的生平、思想和参加编撰《资治通鉴》的活动。颜中其也撰写了《刘攽年谱》一文，叙述的方式基本与李文相同，但内容较为详细，该文就刘攽出世至去世的67年经历收罗殆尽，对于了解和研究刘攽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关于范祖禹，陈光崇和周固原分别发表了同名异文的《范祖禹与〈资治通鉴〉》的文章。陈文通过阅读《范太史集》，对书中涉及的范祖禹参与修纂《通鉴》进行了考证，该文也论述了刘恕和司马康等人的活动。周文则偏重于介绍范祖禹修书的全部活动。其他如研究《通鉴》版本的有高振铎的《〈资治通鉴〉刊刻出版考》，对《通鉴》点校整理提出异议的有吕叔湘的 《〈通鉴〉标点琐议》、朱玉龙的《中华版〈资治通鉴〉辨证30例》，对司马光记载持有疑问的如傅金星的《〈通鉴〉不载屈原事》，以及施丁的《〈通鉴〉写战争》、许凌云的《〈通鉴〉书法散论》、陈连庆的《〈通鉴〉的战国史学》、颜中其的《〈资治通鉴〉的文学艺术特色》、周文英的《略谈〈通鉴〉对农民起义的记载》等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阐发议论或考释辨正。刘乃和的《〈通鉴〉、〈胡注〉和〈表微〉》及《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二文，不仅涉及到《通鉴》和胡三省的注释活动，后一文更多地记载了作者当时跟随陈垣先生治学的活动，她亲身经历了《通鉴胡注表微》撰写的过程，此文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权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