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舆学·堪舆学的研究

对于堪舆学的研究，到底应以什么时候作为开始?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各个国家之间，哪个地区和国家研究得好一些?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答案。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是西方人首先对堪舆学进行研究，英国学者领先于世界，东方人应该赶上和超过西方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比中国学者行动得快。我认为，日本人的这种观点只是着眼于近代以来，没有注意到近代以前的堪舆研究。对于堪舆研究的水平，迄今尚无衡量的标准，不能因为出版物的多少而断言某个地区或国家研究堪舆的水平高低。

堪舆学是一个学术领域，对于堪舆学的研究又是一个学术领域，后一个领域至迟应追溯到东汉王充，他在《论衡》的 《辨祟篇》、《论死篇》、《四讳篇》中对风水禁忌进行了辨析，批判了阴宅丧葬迷信。其后，唐初的吕才撰写了《叙宅经》、《叙葬书》、《叙禄命》，揭示了以五姓附会住宅方向、丧葬择日等恶俗。宋代司马光写了《葬论》、《言山陵择地札子》，用事实说明阴宅不能荫佑子孙。明代谢应芳在《辨惑编》、《龟巢稿》中反对厚葬和时日方位之说。明代赵汸针对《葬书》写了《葬书问对》，这是研究阴宅理论的专著。清代的周树槐写了《堪舆论》、《改葬说》、《答人论堪舆书》、《再答论堪舆书》、《赠李宾门序》，都是关于堪舆的力作，载于他的 《壮学斋文集》。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堪舆受到更加猛烈的抨击，谭嗣同在《思纬壹㚃台短书》中声称要把太极图、五行、堪舆一扫而空。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上发表多篇文章，对堪舆师谋财害命的劣迹作了揭露。1903年的《浙江潮》第2、3期，陈榥发表《续无鬼论》，指出：“今日之大害者，则莫如堪舆，铁道矿山均因之生障碍。”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主张对一切阴阳五行、炼丹、补气、静坐、风水种种迷信邪说都抛弃 (《克林德碑》，《文存》卷1，第352页)。白族人赵式铭在他创办的《丽江白话报》第五期发表《论迷信风水之害》，指出：“越不讲堪舆，越国富兵强，我们越讲堪舆，越民穷财尽。……未曾听见过孔氏祖茔是什么‘万笏朝天’，培根的坟地是什么‘青龙画岸’，卢梭的坟地是什么‘丹凤衔书’，孟德斯鸠的坟地是什么‘渔翁撒网’，洛其福儿的坟地是什么‘弥勒晒肚’……若听堪舆先生的谎话，今日请他寻脉，明日请他下罗盘，把哀痛的迫切的日子，匆匆的尾着地师马屁股后跑来跑去，真是呆得可笑。”

新中国建立后，堪舆一直受到批判，堪舆与迷信几乎成了同义词。195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侬易天编的《风水先生》，揭示风水先生骗人的把戏。此外，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也对风水进行了批判。

这些批判有四个特点。第一，其矛头对准的是丧葬迷信，这对于宣传科学、移风易俗具有积极作用。第二，在批判的过程中，有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倾向，“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也倒出去了”。第三，没有把堪舆作为一种国学系统研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堪舆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空白。第四，没有注意堪舆阳宅理论，没有探讨堪舆中的哲学、科学、美学、地理学、民俗学，对堪舆缺乏恰如其分的评价。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开始了反思，对传统文化开始重新认识，人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堪舆，试图把堪舆中的科学与迷信剥离开来，试图从文化学视角评价堪舆，试图化腐朽为神奇，为现实社会服务。

1988年是堪舆学研究的崭新开端。肖韦在《科学画报》第11期发表《科学“风水”学》，顾孟潮、米祥殳在《建筑》第11期发表《住宅对人的影响》，何晓昕在《东南文化》发表《东南风水初探》，笔名在《中国地质报》10月10日发表《风水术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精华》，这些作者多是从事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从阳宅理论入手，主张批判性地继承风水学说。

下面，我们对15年来的堪舆研究作具体介绍：

詹鄞鑫在《文史知识》1988年第3期发表《古代相地术》一文。詹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写过《八卦与占筮破解》一书，是一位研究方术的专家。詹在文章中考察了风水的定义和名称，指出：“相地术与地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科学与迷信，就像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同时降生于原始社会的母胎中，互相依存地发展过来。”他认为相地之法起源于原始村落邑宅的营建; 商周时代虽然在观念上有神的影响，而方法基本上符合科学道理;秦汉时，相地术有迷信色彩;以阴宅位置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与阴阳五行理论结合，产生了黄道、太岁、月建等忌讳。魏晋以后重视葬地，强调山川形势和气。詹总结说：“一方面它从秦汉以后，迷信意味非常浓厚，代表了古代地理学发展中的逆流。另一方面，从积极方面来看，它总结了各种类型的地理地貌形态，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同时，由于风水的神圣不可侵犯，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有一定的意义。”

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张十庆撰写《风水观念与徽州传统村落形态》，发表在《文化： 中国与世界》第五辑(三联书店1988年版)。该文通过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和特点的徽州传统村落形态的案例研究，分析风水观念对村落形态的作用。他认为：从本质上看，风水是探讨解释自然现象与规律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学问，但只是在低层次上的表现。从渊源上看，风水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原始科学与巫术礼仪的揉和。徽州的村落总是选择在前有朝山、后倚来龙山、狮象山或龟蛇山把守水口、河流、溪水似金带环抱的地点，对不吉利的环境采取避让、改造、符镇三种方式。人与环境的关系是风水最核心的问题。风水这一形式不妨说有消失的可能，可它的核心课题从古至今，直到永远，将是人类探索的焦点。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尹弘基的文章，认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地称为迷信或科学。中国风水建立在三个前提的基础上，第一是某个地点比其他地点更有利于建造宅第或坟墓，第二是吉祥地点只能按照风水的原则通过对这个地点的考察而获得，第三是一旦获得吉地，死者或生者就可受到吉祥的影响。

1989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羽佳、方人也的《科学看风水》，作者是两位科学工作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从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化学、生物学、环境卫生学、优生学等方面对风水进行探讨。其篇章有：风水学说与《内经》的天人相应学说;风水学说与古代的医学地理学;风水宝地的地形地势、水源水质、气候环境、土壤结构;风水与住宅朝向、高度、面积、间距、日照、气温、通风、湿度、噪声、采光、色彩。作者认为阴宅风水没有丝毫科学意义，阴宅迷信是人们无知的表现，也是有人故弄玄虚的结果。应当抛弃阴宅迷信，对阳宅风水重新认识。

1989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王炜、陈丽芳的《揭开风水之迷》，此书以通俗的形式介绍了风水的由来，并从方向、地势、地质、河流、地下水、气候、植物、空间位置、建筑造型等角度讲述了风水知识及传闻。认为风水术与风水先生的所谓“风水”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内容符合科学，是古代有关城镇、乡村住宅等建筑环境的基地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理论，而风水先生的“风水”则是伪科学，是以宿命论搞迷信。

1990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晓昕的《风水探源》，著名建筑学家潘谷西在《序》中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它产生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并深入到赣皖等山区调查，结合东南地区的村落，试图发掘风水中包含的哲学、美学、建筑学知识。全书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风水今昔，第二部分叙述风水与东南传统建筑，第三部分是探讨。作者认为风水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风水有广泛的社会环境基根，风水隐含着国人所特有的对天、地、人的大智大勇的真知灼见，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在实际中这种智慧逐渐演化为信仰中的俗性部分，担任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指导工作。风水教我们去亲近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将是建筑创作永恒的主题和使命，风水中有价值的思想及手法都会融入新建筑之中。此书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1991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永正主编的《中国方术大辞典》，张解民编写了其中的堪舆类四百个辞条，近四万字。辞条直接根据古籍改写，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如“融结”条：“堪舆家谓山川气脉融会凝聚成穴庭。郭璞《葬书》：‘夫一气而分为阴阳，析而为五行，虽运于天，实出于地，行则万物发生，聚则山川融结。融结者，即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青乌先生葬经》： ‘山川融结，峙流不绝。’注：‘山峙有天心至于山，川流自交合至于水口，皆融成穴。’缪希雍《葬经翼·难解二十四篇》：‘山水相交，必有融结。’”这本辞典开创了堪舆工具书的形式，首次编纂了一些新辞条，缺点是没有用科学理论加以解释，将来应在此基础上编一部更加完善的堪舆词典。

同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程建军的《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建筑史专家徐伯安在《序》中说： “如风水或堪舆之学(被市俗化了的《易》学)，似乎就对中国古代建筑有极大影响。从城市选址到住宅取向，到坟茔相地，哪一样也没少了用风水或堪舆之学进行论证和风水先生的折腾。一个带有指南针的罗盘，一副玄妙莫测仪态可掬的风水先生，合在一起却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折服了，甚至走火入魔。设若这风水里全然是些胡诌八扯，那我们的先人也未免太有点那个了。剔除那些风水里的迷信成份，其中还是有不少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关系认识的科学道理或经验的。”程建军在书中论述了《周易》与风水的关系、风水的历史、风水的理论，他认为：“堪舆术本身具有古代科学和迷信并存一体的特点，它们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古人对建筑环境的选择具有一定科学性;二是堪舆术的礼制化，即玄学为儒学所同化;三是以神学为基础的谶纬、庇荫等迷信思想。”

1992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了高友谦的《中国风水》，书中写了十个方面：一是风水原型，分析风水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对龙凤图腾、洪水传说等文化之谜进行独具特色的破解;二是风水流变，分析风水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阐述风水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三是风水美学，分析那些隐蔽于风水术中的自然美学原理;四是风水建筑，分析风水在中国古代建筑选址、城市规划、庭院布局等方面的影响，评价风水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建筑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五是风水科学，分析风水中的科学原理以及风水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功能; 六是风水巫术，分析风水中迷信成份较多的镇宅巫术的功能;七是风水政治，分析风水在古代中国王朝政治中的法统功能及种种表现;八是风水名流，分析历史上风水先生的职业、生平、学说;九是风水习俗，分析风水民俗在地域传播中的差异; 十是风水批判与继承。

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尚达翔、张正武的《风水与民宅》。作者认为风水学是研讨修造理想的城郭室舍和人殁后的葬地之学，它是随着我们祖先在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风水学绝不等于迷信，也不是纯粹的术士学，而是各种学科和巫术迷信的混合体，特别是天文学、地质学、星相学、测量学对于择地的土壤、方向、长短和水文地理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中国风水学的合理内核有：土厚水深理论;负阴抱阳理论;高建筑回流风理论; 精神团聚理论; 障空补缺理论。

同年，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其亨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本高质量的、从建筑角度研究风水的论文集，主要篇目有：风水典故考略;中国风水格局的构成、生态环境与景观;从聚落选址看中国人的环境观;古城阆中风水格局;阳宅相法简析;风水理论的传统哲学框架;风水说中的心理场因素; 风水形势说和古代中国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探析;清代陵寝的选址与风水;山水画论与风水过从管窥;从辨方证位到指南针;古今相地异同浅述;景观建筑学、生态建筑学与风水理论辨析;生态与风水环境意向。全书涉及风水渊源、沿革、流派、宗旨、方法及其成就，涉及中国古代城市、村镇、住宅、陵墓等建筑及其环境的选址、规划设计、营造理论与方法，包括地理地质、生态、小气候、景观、建筑群及外部空间设计、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等方面。编者在序言中说：风水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注意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及交互感应，讲究建筑人文美与环境自然美能达到和谐有机的统一。风水对于考古、建筑都有实际作用。《古城阆中风水格局》一文，作者从四川盆地北缘的阆中城入手，破释其风水格局和环境意象，指出了风水理论同我国古代城市建筑体系基本思想和理论的传承发展关系，以及它在古城研究和保护工作方面的借鉴价值。《清代陵寝的选址与风水》一文，通过对清陵的龙、穴、砂、水、明堂、近案、远朝的研究，揭示了古代建设陵寝的风水思想。

同年，杨文衡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发表《论风水的地理学基础》一文，作者认为：风水与地理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不等同。风水是从相地术、对山川形态的崇拜和迷信中发展起来的，风水中的形家学派与理气学派都对风水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为风水的地理学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则是形家学派。风水的地理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即地形、水文、气候气象、土壤、生物、探矿、地图。风水的地理学基础使风水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是风水学说的精华。

1993年，《中国建设者》第1期发表了中国建筑业联合会会长、中国房地产协会理事长肖桐的《论风水研究》一文，论及风水与卜筮、阴阳家、自然方法、龙脉、宗法、心理、建筑等问题，认为风水值得研究，使古文化服务于当代。这期杂志还发表了专家笔谈《风水研究》，武汉大学哲学系唐明邦教授认为风水属于中国神秘文化范畴，是古代术数学的分支，对于风水的神秘现象，一时讲不清楚的，就不要轻易下结论，留待后人去继续探索。华中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张良皋说：“我在鄂西乡间考察，发现一些风水建筑，如利川三塔，完全是环境美学产物，丝毫也无迷信色彩。武当山古建筑群是风水家选址定线的顶峰之作，当年风水师的名字还确凿可考。我以为此学宜兴，宜扬。”重庆建工学院建筑系余卓群主张研究风水应深入到哲学内涵，与全息论、场论、阴阳学说、元气说、泛系理论、模糊论、混沌论有关。此外，还有潘谷西、赵冰、王世仁、王玉德等学者各自发表了意见。

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周作明的 《风水与经商》，全书三篇，上篇介绍风水的古往今来，中篇介绍风水与气、阴阳、五行、八卦、罗盘，下篇介绍商业风水。商业风水包括店铺选址、商店外观、开门朝向、写字桌摆设、店号招牌、择日开张。作者认为，风水可以给予经商者取胜的心理铺垫，或者在客观上造成某种意识上的优势，最后决胜的还得靠人。不要以为通过风水的简单调整，就可以做到生意兴隆。

同年，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王青的《中国古代风水术》，这实际是一本风水术简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作者认为风水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劳动人民长期建筑经验的总结，如住宅的朝向、水口位置的选择等。二是伪科学内容，如根据五行生克推断吉凶，根据天上星辰与地面位置的对应指导建筑。三是原始巫术手段，如符镇、厌胜、避忌。作者承认，他研究风水并不是由于它在现代科学中尚有某种价值，而是因为它曾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实中对社会整合、社会维系具有某种积极作用。风水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与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状态、经济状况、统治政策、科学技术、方技术数有密切关系，风水是一门庞杂的学问。

同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维增的《周易和住房风水》。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撰写过多部科学史专著。书前有李锦全的题辞：“弘扬中华文化，揭示风水本质，协调天人关系，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环境，增进健康。”作者在序中概括了本书的三个特点：一是揭示风水的本质，风水是人类生态环境。二是发挥古今多学科综合杂交的知识优势，科学解释风水。三是揉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一体。作者认为，《周易》是源，风水是流;《周易》是理，风水是术;《周易》是体，风水是用。书中叙述了住房地基、毗邻、坐向、外形、绿化、庭园布局的风水。风水是人类生态环境的表征词。风水是大气和水的环境，并且包括阳光、土壤、电磁场等因素。风水术的任务是实现人体场和环境场的交感平衡。

同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周文铮等注译的《地理正宗》，该书对《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堪舆部》进行标点、释意，是一部大规模的堪舆文献整理。书前有广西师范学院毛水清教授的序文，介绍了风水的名称、流变、阳宅和阴宅理论。毛教授认为：风水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风水的意识在六千多年前的半坡村落就产生了，秦汉形成了风水术，明清仍然盛行。阳宅理论对建筑学有参考价值，但有迷信色彩，鬼神观念和尊卑观念并存。阴宅理论从总体上是不可取的。有的阴宅著作，如《葬经翼》可以作为自然地理书来读。

同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妙摩、慧度的《中国风水术》。作者认为：风水术以寻找生气结聚的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它是建筑学上有关选择土地的生态环境，旁及方法，以及择日的独特学问。此书有一定的学术性。

同年，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张惠民的《中国风水应用学》，此书实际上是一部气功风水学。作者从微波、遗传密码双螺旋、九星连珠、河图洛书、八卦入手，阐述了风水、符咒、气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现代科学原理的一致性。主要篇目有：风水新探——宇宙螺旋气场的发现;符咒破译——气之轨迹;符咒应用——气场调节;房地产风水——选择与设计;住宅风水——安康指南;商业风水——生财有道。作者对气功、符号学有一定造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近些年，华中师范大学王玉德副教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堪舆研究之中，199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其中有一部他著的《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全书30万字，侧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研究堪舆，在《绪论》，他排列了关于风水的各种定义，提出风水是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他认为，阳宅的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合理性，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阴宅学说有浓郁的迷信色彩。古代学者把风水归于阴阳学、地理学、术数。现代学者应当从多学科角度研究风水，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民政学、宗教学、民俗学、地理学的学者都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堪舆。风水在流传过程中有七个特点：普遍性、神秘性、复杂性、欺骗性、顽固性、保守性、实用性。研究风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文献整理和社会调查。全书有发生篇、人物篇、文献篇、常识篇、阳宅篇、阴宅篇、方法篇、纵横篇、批判篇。每篇之下又有若干子目，如阳宅篇分别叙述了阳宅气说、宅、宫室、选址、树环境、水环境、宅与宅之间的关系、围墙、门窗、宅内陈设、城市形胜(包括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银川)、寺观、文塔。湖北大学历史系童恩翼教授评价此书：“是国内目前最全面的风水学专著，从风水史、风水古籍、风水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很有学术价值。”

1992年，王玉德主编了一套《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由北京师大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选录了反映传统文化的古籍，加以标点、注释、评说。他撰写了其中的 《古代风水术注评》，该书注评了《黄帝宅经》、《葬书》、《博山篇》、《阳宅撮要》、《阳宅十书》，以及王充、吕才、司马光、赵汸、谢应芳、张居正、黄宗羲、吴敬梓、梅漪老人批判阴宅迷信的檄文。书前有一篇《风水述评》，书末附有《风水术语解释》。这本书与《神秘的风水》形成姊妹篇，一本是对堪舆古籍的整理，另一本是在爬梳古籍基础上的综合研究。

199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德、杨昶合著的《神秘文化典籍大观》，其中有堪舆类，分别介绍了34部堪舆典籍，并且勾勒出每部书的特点，如《发微论》的辩证观念表现在对形胜的刚柔、动静、聚散、向背、雌雄、强弱、顺逆、生死、微著、分合、浮沉、趋避、裁成、感应的理解，丰富了传统哲学思想。

同年，《华中师大学报》第2期发表了王玉德《试论中华风水文化》，全面而简扼地介绍了堪舆学说，侧重介绍了阳宅理论，认为阳宅选址的基本原则有六个方面：一是依山傍水，二是坐北朝南，三是点面和谐，四是地址适中，五是美感和实用，六是绿化环境。阳宅风水的作用有四方面：一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二是有利于城市建设，三是有利于颐养身心，四是有利于创建人文景观。对于阴宅理论，可以批判地利用。

同年，王玉德撰写了《中国风水与环境问题》一文，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洲社会环境问题国际讨论会”开幕式上宣读，这是中国风水研究首次走上国际学术论坛。针对环境污染问题，会议旨在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方法加以解决。该论文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风水术是有关环境的学问，二是风水思想与环境——论风水十二大原则，三是风水思想与当代环境观念的矛盾，四是中国历史上的环境破坏和保护，五是中国当代环境存在的十大问题，六是中国政府对待环境的措施。风水十二大原则，除了前面提到的六大原则外，又补充了系统原则、因地制宜原则、观形察势原则、地质检验原则、水质分析原则、定量规定原则。该论文指出：风水术的任务是试图认识人们居住的大环境、小环境、山川、水文、气候、空气、生物、地基、地质、方向等一切环境因素，指导人们选择环境、利用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改造环境、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造成天人和谐的环境生态。

同年8月，建设部在北京举办了风水研讨班，来自全国建筑设计行业的五十多位专家参加了研讨，高友谦、王其亨、渡边欣雄(日)、王玉德分别作了演讲，研讨班的目的试图总结堪舆理论与建筑设计的关系，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9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德的《中国民间相宅》一书，这是作者近几年到全国上十个省实地考察的总结，其中有近百幅绘图，使读者对风水有立体认识，书中又提出了堪舆的第十三条原则：改造风水原则，这是作者实地考察四川都江堰、安徽黟县以后归纳的。风水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劳动人民不断改造居住环境，使之更加适合生活和生产，这是一条最重要的风水原则。对于阴宅，作者又修改了过去全盘否认的结论，认为阴宅风水有三点借鉴作用：一是有利于为考古提供依据，二是有利于兴修公墓和烈士陵园，三是其中有些观点可以运用于阳宅建设。但是作者仍然坚决反对厚葬迷信，否认风水荫佑观念，认定阴宅理论的弊端很大，主张毫不含糊地批判阴宅迷信。

综上所述，堪舆研究的状况有三个特点：

第一，堪舆研究越来越热，由“彻底批判阶段”，逐渐过渡到“该不该研究之争论阶段”，发展到“堪舆是科学还是迷信之争论阶段”，直至现在的“堪舆如何为现实服务阶段”。堪舆研究之所以热?这要从两方面看，从客观上说，随着世界出现人口危机，环境危机、污染危机、人们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企图通过传统文化解决大工业带来的危害。从主观上说，人们怀念传统文化，堪舆观念根深蒂固，而堪舆确实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可以借鉴到现实社会中。

第二，堪舆研究形成跨学科的态势。研究堪舆的有地理学家、建筑史学家、民俗学家等十几个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堪舆，众口一辞地认为堪舆中有科学的成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国家职能部门已经为堪舆研究打开绿灯，这里已不再是禁区。堪舆研究越来越丰富多采，成果日益增多。

第三，堪舆研究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一方面，有许多市井无赖之徒以风水术谋财害命，宣传迷信，亵渎了风水，使正规严肃的学术研究往往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受到冷嘲热讽。另一方面，如何使堪舆理论推陈出新，这是难度很大的课题。对堪舆不可抱太大期望，堪舆毕竟是历史上的陈旧学问，现在的研究还很不够，有待向广度和深度开拓。

目前，研究堪舆的学术队伍仍是一盘散沙，缺少凝聚力。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偶尔涉及堪舆，并没有潜心全力研究它，很少有人愿意用五年、十年的大块时间去耕耘，因此，堪舆研究队伍不稳定，不整齐，这是一个缺陷。另一个缺陷是与世界学者交流太少，国外研究得很热，而国内的信息闭塞，使堪舆研究未形成中外联手的气势。

这里，再让我们看看外国和台湾的堪舆研究。

早在十九世纪，已经出现研究堪舆的英文成果，如：(1)Yates，M.T.1868“Ancestral Worship andFeng-shuy”，Chinese Recorder，(2)Tumer，F.S.1874“Feng-shui”，Cornhill Magazine，(3)Morgan.J.1868 “Feng-shui：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Herald”，North China Herald，(4) Anon.1868“Imperial Denunciation of the Feng-shui Superstition”，North China Herald，这些说明，英国人是近代最早注意中国堪舆的外国人。这些人大多是来中国的传教士，他们把西学带到东方，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世界。

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堪舆研究专著是伊特尔 (Ernest J.Eitel)的《风水： 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Feng-shuy： The Science of Sacred Landscape in Old China)，王蔚和戚珩写了一篇《毁誉交加说风水》，评价此书，发表在王其亨主编的《风水理论研究》。伊特尔在书中认定“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风水的理、数、气、形反映了自然的法则、数值比、气息、外形，是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但是，风水又是一种法术，是一种迷信体系，“以人的思辨和迷信而不是对自然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风水体系，显然是陈腐的和要消亡的”。

二十世纪的英国学者发表了近200篇堪舆研究文章，影响最大的是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李约瑟文集》中，多次论及风水，认为风水观念对于建筑、美化环境是有益的，风水罗盘反映了天文知识，风水是古老的思想体系。

日本文化受中国很大影响，堪舆学在唐代以后传入日本，日本的京都、江户古城都是参考堪舆理论设计的。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堪舆，1909年，服部宇之吉在《哲杂》2卷269号发表《风水论》。1913年，田崎仁义在《东亚经济研究》3卷3号发表《风水说》。1937年，竹岛卓一在《东亚学》2号发表《风水说と支那历史の帝王陵》。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堪舆学成为日本的显学，著名的研究者有渡边欣雄、三浦国雄、崛込宪二、濑川昌久、窪德忠、目崎茂和、都筑晶子、高良仓吉、浦山隆一、中生胜美、小熊诚、植野弘子、朝仓敏夫、玉木顺彦、山下欣一、木崎甲子郎、牧尾良海、中野美代子等，都是大学老师。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韩国风水、日本风水、冲绳风水、中国风水、风水思想。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如近代中国的风水、朱子与风水、山水画与风水、气、墓形、民居。从平成元年开始，文部省每年拨款，资助“全国风水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已经召开了八次全国性讨论会，研究会代表渡边欣雄教授已经出版《风水思想和东アジア》、《风水：气の景观地理学》、《祖先祭祀》等专著。渡边欣雄于1993年到中国讲学，介绍日本的堪舆学成就。

韩国人也热衷于堪舆。1930年，李能和在《朝鲜》发表《风水思想的研究》，颇有影响。从六十年代以后，堪舆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主要研究者有崔昌祚、李钟恒、俞在贤、崔吉城、姜中卓、胡舜申、金东奎等。主要著作有金荣昭的《阴宅要诀》(明文堂，1975年)、韩松溪的《明堂全书》(明文堂，1978年)、崔成禹的《明山论》(景仁文化社，1982年)、崔昌祚的《韩国的风水思想》(民音社，1984年)、金东奎的 《风水地理学里程表》 (仙教出版社，1987年)。

台湾七十年代以后出现堪舆热。武陵出版社、华成书局、宝威图书公司出版的堪舆书最多，而论文很少。主要的堪舆书籍有： 曾子南的《风水传奇》(瑞成书局，1969年)、张文积的 《地理水法大成》 (大方出版社，1978年)、佛隐的《风水讲义》(利大出版社，1979年)、杨发达的 《阴阳宅总集连环记》(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南海主人的《堪舆学原理》(集文书局，1981年)、林宜学的《住宅风水与设计》(希代出版公司，1981年)、怀阳明的《现代家庭风水学》(希代出版公司，1981年)、梁湘润的 《堪舆辞典》 (行卯出版社，1982年)、王豪的《风水要义》(武陵出版社，1984年)、吴明修的《易经三元地理阐微》(同上，1986年)、梁贵博的 《风水的研究》(同上，1989年)。这些研究重视整理古籍，重视实用性，忽略科学分析，缺乏学术深度。

此外，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人研究堪舆。堪舆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东方之学，不再属于中国专有。

展望未来，堪舆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学者们正在筹建全国性的学术团体，酝酿召开全国性的堪舆研讨会议，出版刊物，出版有份量的大型专著，并且开展咨询，为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在世界，各国学者会加强联系，携手研究堪舆，堪舆学的迷信将被逐渐剥离，神秘的外衣将被脱去，科学的内涵将被充分揭示和利用。堪舆学将推陈出新，甚至改头换面、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新学问——有关天人合一的、环境的、建筑的综合学问，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将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