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学·孙子兵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孙子兵法》 与《孙膑兵法》 的军事思想体系

1.《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

探讨《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李荃《孙子注》对十三篇篇名的题解就可看出，他认为十三篇的排列顺序表明它本身就有着完整的体系。这一看法，在外国，可以日本北条氏长为代表，他说：“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见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仍《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知矣。《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 一串也，《争 (军争)》、《变(九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 (《孙子谚义·自序》)

今人从现代军事学术的角度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体系重新进行了归纳，学者们见仁见智，观点不尽相同。

1942年萧天石在其所著 《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一书中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经济战指导原则、外交战指导原则、精神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以及先知、目的、计划、安全、速战速决、歼灭战、包围战、闪击战、主动、攻击、集中、奇正、虚实、因敌、诡变、机动、协同、简单、秘密、利动、火攻、各种地形之战斗、统御和任将等30个方面。陶汉章在《孙子兵法概论》一书中追述刘伯承元帅曾将其概括为谋略、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等六个方面。郭化若在《孙子今译》一书中认为《孙子》的军事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以及把政治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以“五事”、“七计”全面考察战争的观点。在军队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即以智、信、仁、勇、严为将帅标准以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要求。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进攻速胜、争取主动、灵活机动等，在作战形式上强调野外机动作战。谢国良在《〈孙子〉思想研讨》 (《军事史林》 1986年1—4期)一文中提出，《孙子》的军事思想包括重战、慎战和备战、善战思想，注重计谋、全胜和进攻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思想，重视将道和法治的治军思想以及军事哲学思想。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新论》一书中指出该书包括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戒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合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刘庆在《〈孙子〉兵学体系初探》一文中从军事思想体系、思维形式体系、思维方式体系三方面予以分析，认为其军事思想体系由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大部门构成，思维形式体系由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军事范畴群构成，思维方式体系由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朴素系统方法、原始辩证思维方式构成。

2.《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充分而完备地反映了孙武关于战争和军队等问题的理性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安国全军”的慎战观】孙武十分重视战争问题的研究，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他虽然看不到引起战争的阶级实质，但直观地认识到，“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因而主张对待战争必须“慎之”、“警之”，提倡“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慎”，是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警”，则是要加强战备，增强实力，要求“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 《九变篇》)。

【因形任势的制胜论】为了探求预知胜负的途径，孙武正确地阐述了战争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因素及相互的辩证关系。他将客观因素概括为道、天、地、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争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奋士气(“并气积力”)。他高度重视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触及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吴楚之战时，孙武以“民劳，未可，且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劝阻吴王攻楚，更进一步表明他意识到爱惜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意义。他也十分看重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 (《九地篇》)。他论述军事实力，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形篇》)，从土地、物产、兵源推算出军事力量的强弱。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篇，他预测晋国六卿政治命运，也是通过对六卿实行的亩制大小、税率轻重、养兵多少作出判断的。他用“形”这个范畴来表示客观存在的军事实力，“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其内涵和作用。他还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力的发挥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即通过主观努力，把静止的“形”变为运动的 “势”，能动地创造和运用有利的态势。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从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战的方式达成政治目的的“全胜”战略。他称不战而胜为 “全”; 战而胜之为“破”。主张对于国、军、旅、卒、伍，“全”为上，“破”次之。为达全胜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形篇》);在实行方式上则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总之，要求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攻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

【兵贵神速、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孙武主张积极进攻。在实施战略进攻时，要秘密决策，“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隐蔽准备，“形人而我无形”; 突然袭击，“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打敌要害，“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速战速决，“兵贵胜，不贵久”。在进攻作战中，孙武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基于对当时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后勤供应的分析作出的抉择，因为“相守数年”的战争，“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用间篇》)，“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一旦“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又因为在后方供应上，“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而要求 “因粮于敌” ( 《作战篇》)。孙武强调进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认为“不可胜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胜”(《形篇》)。如果兵处劣势，还应“逃之”、“避之”。

对于作战谋划，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变”，谍有“五间”、将有“五危”、“六过”以及“五事”、“七计”等诸种因素。作战指挥，强调争取主动权，要明利害，识众寡，辨分合，察虚实，善专分。战术运用，要示形惑敌，奇正多变，因敌制胜。

【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孙武的治军指导思想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指厚赏、爱卒，“武”指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行军篇》)。对士卒平时要严格训练，严明纪律，战时才能步调一致，服从命令，因此，他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他还注重将帅的选拔和任用，认为将帅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德才标准。

孙武卓越的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他强调“知彼知己”，以庙算“七孰”进行对比分析，讲求“战道”，探索战争规律，要从弱强乱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对立面转化，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学思考。孙武通过战争事物对应概念(敌我、攻守、全破等等)的认识，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如奇正相生)及其相互消长，从而衍生出对各种作战方式的描述，推动了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

孙武的军事思想深刻揭示了军事领域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律，被广泛运用于指导军事实践，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学者等高度的重视，是世界公认居于鼻祖地位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在现代战争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规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则还被移用到经营管理、体育竞赛等社会生活领域。由于时代的限制，孙武军事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英雄史观和愚兵政策等历史唯心论的成分及形而上学的杂质。

3.《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孙，《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同属兵权谋家，军事学术上孙膑对其先祖孙武的军事思想的继承清晰可见。《陈忌问垒》明确写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这是孙膑弟子所作的评价，认为“孙氏军事学”一个(孙武)在吴越战争中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孙膑)在齐国得到充分发挥。

孙子重视战争，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孙膑也认为“兵者不可不察”(《见威王》)，并且更进一步主张，对于战争，只有用战争解决问题，“举兵绳之”(《见威王》)，反对“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 ( 《见威王》) 那种儒家空谈。

可贵的是，《孙膑兵法》多方面地发展了《孙子兵法》 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通篇没有谈到“义”，而孙膑则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见威王》)。那么，“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孙膑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见威王》)，实现全国的封建统一。孙膑同时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 《见威王》)，又说： “恶战者，兵之王器也”(《选卒》)。这就清楚地看出，孙膑一方面主张 “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另一方面又反对穷兵黩武。“乐兵”就是好战，好战会亡国; “利胜”就是贪胜，贪胜要遭殃。正确的态度是 “不得已而后战” ( 《月战》)。

对于战争胜负因素的分析，《孙膑兵法》较之于《孙子兵法》也有所发展，在许多方面内涵更深，容量更大。孙子提出以“道天地将法”五事去估量敌我，预测胜负。孙膑也论述了这一问题，提出：“恒胜有五： 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选卒》)这“五胜”可以看作是《孙膑兵法》全书的纲领，反映出孙膑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

引人注目的是孙膑十分强调“知‘道’”——懂得战争规律。《孙子兵法》讲过“战 ‘道’”——战争规律，可是却没有展开论述。而孙膑则对“道”包括哪些内容作了阐述，他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八阵》)这就是说，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和战机都是 “道”的内容。

《孙膑兵法》还对治军、阵法、地形等进行了充分论述，都很值得重视。特别是《史记》孙膑本传中介绍他创造的一败而二胜的“三驷之法”。这“三驷之法”应当看作是运用军事运筹思想的一个范例，它的意义已不限于赛马本身，在军事上早已受到历代兵学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