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蒙学教材丰富多采·“蒙学热” 时期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于蒙学教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蒙学热”时期(见徐梓《“蒙学热”透视》，《中国典籍与文化》季刊1992年第3期)。
首先表现为传统蒙学教材的大量出版。如由喻岳衡主编的《传统蒙学丛书》(岳麓书社出版)，徐梓、王雪梅编注的《传统启蒙教育资料》(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乔桑、宋洪主编的《蒙学全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汪茂和、蔡翔主编的 《白话蒙学精选》(知识出版社出版)，陆忠发等编译的《蒙学要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郗政民、杨春霖主编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普及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吴蒙标点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台湾学者李牧华编注的《传统文化启蒙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夏初、惠玲编注的《蒙学十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依然、晋才编辑的《中国童蒙读物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李修松编注的《昔时学童启蒙》(黄山书社出版)等等印刷量大、行销颇广。其他单篇蒙学读物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蒙求》等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
其次，对蒙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传统蒙学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过研究蒙学来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在产生或流传于某个时代的蒙学读物中，往往潜藏着这个时代文化的秘密，并且比其它类型的读物反映得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正如周谷城在1985年为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作序时所说：“研究唐五代文化，除了《北堂书钞》、《监本九经》，还不妨研究今存《兔园册》残篇;研究宋代文化，除了《困学纪闻》、《剑南诗稿》，也不妨研究研究《三字经》和《百家姓》。虽然《兔园册》不必为虞世南所编，《三字经》不必为王应麟所撰，而且《三字经》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
再次，对蒙学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如熊承涤在《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5年第1期) 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古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很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二是中国古代儿童教材流行的时间长、范围广。……由于我国是一个有较长时间统一的国家，有比较统一的文化，一些较好的儿童教材，几乎是全国采用的。不只如此，有些教材还流传到国外，被长期采用。如《太公家教》在朝鲜用到十七世纪末年;朝鲜李氏王朝“甚至把朱子《小学》作为殉葬品”。胡曾的《咏史诗》盛行于日本，常与《千字文》、《蒙求》合刻。流传最广的还要数《三字经》。1982年去世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1888年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三字经》，七岁读四书(见1983年2月6日《人民日报》)。这时距日本颁布 《新学制》 的1872年已经十多年了。《三字经》还在作为儿童教材，可见《三字经》在日本影响之深。《三字经》在国外还翻译成多种文字：如183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英译本，1864年法国人儒莲的法译本，1873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翟理斯的英译本，1879年左托立的拉丁文译本，1892年香港督学艾泰尔的英译本，1900年翟理斯的第二次英译本。
据《中国思想文化典籍导引》(张岱年、牟钟鉴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3月版)披露：
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列为“儿童德育教科书”向全世界推广，《三字经》将对世界各民族儿童教育做出贡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教育》卷，于1985年10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和方法》内列出了“蒙学课本”、《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教童子法》、《五种遗规》、《女四书》等条目，可见其对蒙学研究的重视。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版)，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一、二、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7年版)，高时良著的《中国教育史纲》(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等书都分专节研究了蒙学教材。郭齐家、毕诚、崔相录主编的《中外教育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一书，还就《千字文》、《颜氏家训》、《百家姓》、《三字经》、《二十四孝》、《小四书》、《女四书》、《千家诗》、《五种遗规》、《小学韵语》、《教童子法》等教育名著的作者、成书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观点、学术价值及其影响等作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评介。
徐梓、王雪梅在《传统启蒙教育资料》之四《蒙学要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书后附录《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中将古代蒙学书籍分十二类整理： (一) 文字 (288种); (二) 三、百、千(125种); (三) 综合 (188种); (四) 历史 (184种); (五) 经学·理学 (99种); (六) 蒙求 (91种); (七) 韵对 (99种); (八) 小学 (105种);(九)故事、图画、诗歌 (84种); (十) 文选 (53种); (十一)丛书 (26种); (十二)其他 (43种)。这是继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蒙学书目稿)》后，花费的心血最大，收录的数量最多，也最为齐备的一个蒙学书目。
张志公的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对1962年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作了幅度相当大的改动。内容的编排作了调整，“述”的部分精简了一些，“论”的部分增强了一些。《蒙学书目》也作了调整和补充，成为独立的一部分，不再作为附录。“书影”增加到64幅。还附录了作者两篇论文。这本书突出了蒙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中的科学理性，坚持了对待历史遗产的理性原则，作者把童蒙教材中体现的编者那些若明若暗的思想，以及前人对于语文教学的见解，用现代的理论、眼光和语言去整理和把握，努力给予科学的评价。作者认为：
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语文教材充分体现本国母语的特点，使得思想教育、知识教育以及语文教育便于为儿童、少年所接受。语文教材又受母语特点的制约，如果使用教材得法，语文教材又会起到规范语言，纯化语言，促进语言发展的作用。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本书可以说是以研究教材为主要线索编写的，正是如此。
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既是目前研究蒙学教材的重大成果，又为今后的蒙学教材研究开拓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