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谱牒价值的研究

本世纪二十年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于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指出了族谱资料的重要性。之后，学术界更对谱牒的价值进行了具体的探讨，除反映在一些综述性和断代研究的论著中外，还有许多专题论述。如潘光旦《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东方杂志》47卷13号，1947年)一文，阐明了家谱的四种意义：培养优生意识;增进个人对自己品行的认识;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 在史学中多确定一个专精的部门等。

在大陆，1979年崔建英发表《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图书馆学通讯》1979年2期)一文，呼吁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渐多，王咨臣《家谱丛谈》(《争鸣》1982年1期)一文，指出可以利用家谱考察一姓一族世系迁徙的源流、人口的多寡和消长的情况、文化事业和人物的盛衰、民族史上重大的疑案等等。当年，廖文煜发表《从家谱中发现的新史料》 (《历史知识》1982年5期)。艾秀柏《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论族谱的史料价值》( 《图书馆学研究》[吉林] 1982年2、3期) 一文，分析出族谱可以补正史和方志的不足，辅助考订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有关自然灾害的资料，反映俚俗教育和家族教育状况，以及有助于研究古籍的版刻、流传等作用。喻享仁 《族谱的资料价值》(《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年1期)一文，总结了搜集族谱的三条注意事项和查阅族谱的七种方法。邓绍兴在《简谈家谱档案及其收集》(《历史档案》1983年4期) 中肯定家谱是进行微观历史与考证史实的宝贵史料，是编史修志的可靠素材，是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参考材料，并有助于开展国际交流。探讨谱牒价值的文章还有韩大成 《族谱、家谱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光明日报》1984年4月11日)，胡文连《旧谱牒的史料价值》(《四川图书馆学报》1984年2期)，袁逸 《族谱的史料特点及其应用》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4年4期)，李正中《谈家谱的文献价值与整理》(《津图学刊》1985年2期)，王志邦《家谱简论》(《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2期)，王文章、张峻亭《发掘祖国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家谱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河北地方志通讯》1985年4期)，张希同《宗谱的历史价值及其搜集方法》(《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6年1期)，谢巍《姓氏谱书的作用略说》 ( 《文献》 1989年1期) 等。

近年来，有邢永川 《试论谱牒序跋的文献价值——兼谈中国谱学的若干问题》(《谱牒学研究》第3辑)，举例说明谱牒序跋的文献价值体现在是了解前人对谱牒理论某一方面认识的依据，是研究某一人物谱学思想的主要依据，是一朝谱学史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并指出了谱牒序跋在姓氏学、移民史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参考价值。在1994年出版的《谱牒学研究》第4辑中，还载有潘世仁《家谱——内涵丰富的史籍》 一文。

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探讨族谱与地方志关系的文章，如汪琴鹤《谈谈谱牒档案与编史修志》(《安徽档案》1985年3期)、余奎元《家(族)谱在编修方志中的价值与运用》(《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4期)、孙定朝 《试论族谱研究与地方志研究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5期)、黄侃《试谈家谱在编史修志中的作用》(《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6期)、章铁牛《族谱与方志》(《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1期) 等。

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论文题目中得到部分反映：杜学知《家谱的历史及其效用》(《中国内政》3卷4期，1952年)、何兆钦《从谱系学观点探讨社会问题》(《宗亲谱系学会年刊》69卷，1981年)、李士贤《从氏族文化谈族谱资料的利用价值》(《中原文献》15卷1期，1983年)、阮昌锐《中国族谱的社会功能》(第一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尹章义《族谱群效用与族谱之史料价值——以台湾发展史之研究为例》(同上)、柳立言《族谱在学术研究上的功用与限制》 (第四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1989年)、黄典权《族谱在南明台湾历史研究上的功能》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