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后世和朝、日对理学的研究和评论·清代

清代理学亦被定为官学，朝廷大力提倡。但在乾隆嘉庆以后，训诂考据学盛行，理学只初期有所研究，清末，则处于没落之中。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如下一些研究观点：

①“即气是理”和“气质之外无义理之性”论。这是陆世仪提出的命题。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主要著作有《思辨录》、《桴亭文集》。

陆世仪被认是恪守程朱理学者，但他晚年与早中年有所不同，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早中年主理本，曾说“太极为理，两仪为气。人之义理，本于太极;人之气质，本于两仪。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条例判然”(《思辨录》)。又说“太极不过一无形之理而已，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桴亭文集·太极图说讲义》)。这些完全是复述朱熹的观点。但晚年却有新的提法：“夫即气是理者，以为气之中即有理”(《思辨录辑要》卷二十三)又指出，“天地间无非是气”(同上书，卷九)。“天只是气，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气中之物”(同上书，卷十四)。又把“道”(理)解释为自然界之规律：“道者，天地自然之道” (同上书，卷一)，这就离开了程朱理本论。

陆世仪又提出“非于气质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的命题。早年他亦信程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法。明崇祯十年(1637)49岁后提出气质之外无义理之性的论断，说“性断离气质不得”，“气质之外无性”(《思辨录辑要·后录》卷四)。又指出“性者，气质之理也。” “气质中间所具之谓之性” (同上书，卷五)。他解释义理之性说：“是即气质中合宜而有条理者指明之也。何者为合宜而有条理?则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是矣。……而非于阴阳形气之外，别有一物焉，谓之义理，即人可以得之为性。”(《性善图说》)还公然指责宋儒“离气质而论性必至入于禅”(《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四)。这些观点似非陆世仪独创，他曾从学刘宗周，其论性与刘宗周毫无二致，思想渊源无疑在刘宗周处。(参见衷尔钜著《蕺山学派哲学思想》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②道统与治统合一论。这是李光地提出的思想。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深得康熙帝信用。主要著作有《榕村全集》、《论孟札记》、《中庸章段》等。

李光地反对说儒学与帝王统治之学异，强调二者之一致，竭力把理学变成露骨的帝王之学，提出道统与治统合一论。他在向康熙帝《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中说： “臣又观道统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只是“后世出于二”，“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榕村全集》卷十)这实即主张道统为治统服务，公然把理学变成封建统治的侍婢。与李光地同时代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提出“治统”与“道统”关系，却认为“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只要道统存，即使被窃被篡被夺的治统还是可以恢复。其论是为民族复兴作理论准备的，显然与李光地之论异旨。

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这是清末张之洞提出的主张。张之洞 (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主要著作有 《劝学篇》。

张之洞在西方思想冲击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所说的“中学”，指以汉学为读书方法，程朱理学为行动指南。说“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圣人之徒也”(《劝学篇·今通》)。可见，他把中学与西学看作本与末的关系，其思想实质以器变道不变为基础。

理学家陆陇其 (1630—1693) 还提出 “尊朱黜王”论。看到了南宋以来由朱陆之争到朱陆和会以及有些人由朱入陆从而给程朱理学带来“不纯”之弊，他以程朱正宗自居，极力排黜王守仁心学，维持朱学统治地位。他说：“宋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阳(朱熹)学”(《三鱼堂文集·答秦定叟书》)。“阳明之学不熄，则朱子之学不尊”(同上书，《上汤潜庵先生书》)。陆陇其的主张反映理学到清代的危机和趋于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