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五

今天，我们对乾嘉学派进行总结，既要肯定它在整理古典文献方面的贡献，承认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 又要扬弃它各种烦琐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流弊。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也泼掉，要批判地加以继承，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学术实践中，我们只要不是泥古不化、抱残守缺，对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它们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然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将焕发出无限生机。

另外，考据学自身也有待于更新。就这一课题，叶舒宪在《书城杂志》1994年第1期撰文，表述了以下认识：“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上一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可以说是新材料为考据学提示新方法的典型例证。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字的释读成果，提出了古史研究的 ‘二重证据 (纸上材料、地下材料) 法’，为‘山重水复疑无路’ 的传统考据学辟出了 ‘柳暗花明’的新境界。”(《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

王氏“二重证据法”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史研究开拓了新天地，而且还在于为沿续千年的考据方法带来生机。愈来愈多的学者不再固守非六经正史不足征的封闭式治学思路，开始自觉地搜寻文献之外的材料、视角和途径。除了直接来自地下的古文字材料之外，还有没有足以使考据学刮目相看的材料和旁证途径呢?人们带着这个问题，自觉不自觉地摸索着、尝试着第三重证据的可能性。在建国之前的学术界，超越二重证据的研究实践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所收首篇论文《释祖妣》，以人类婚姻进化的普遍规则的视角去考察古史传说和祖妣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显然是恩格斯人类学思想的启发所致，三重证据的特色一目了然，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闻一多先生便是受此文的启发而研究中国上古宗教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与高禖，写下了著名的《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使考据学与人类学的结缘，引起了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考据的对象从六经和正史扩展到《楚辞》、《诗经》等文学作品，乃至神话传说等正统文人所不道的 “怪力乱神”方面。唯其如此，作为人类学下属分支学科的民俗学和神话学在现代中国学坛上才格外引人注目。从神话学出发研究古史，有卫聚贤 《古史研究》(1936)、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3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等著作问世;从神话出发研究文学，则以闻一多《神话与诗》和郑振铎《汤祷篇》最为突出。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就在于将民俗和神话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经史文献和地下材料并重的高度，获得三重论证的考据学新格局，预示着考据学方法和视界的又一次突破性变革。

正面提出“三重”乃至“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至今仍是一个有待于理论升华的问题，这也是当前考据学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现代中国民族学的开创者凌纯声在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楚辞》时曾说：“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应用人类学上的新材料，以今证古乃是时代使然的趋势。”(《国殇礼魂与馘首祭枭》)强调了当代国际学术的走向。然而，由于国学传统的森严壁垒加上庸俗社会学的唯我独尊的痼疾，已经威胁到学术的生存和更新发展的进程。为了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置于人类文化总格局中加以探讨，学术界除了要为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多种新理论和方法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之外，更应该切实地总结晚清以来前辈学者更新传统考据学的得失经验，从更高的起点上去寻求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途径。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在考据学与人类学相沟通的问题上形成共识，以促成考据学理论体系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