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学·前言

富国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国家富强的理论和主张，是在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制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经济增长思想。其核心是关于如何发展物质财富的生产，增加物质产品，从而最终增强封建专制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问题。富国思想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学说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内容：(1)关于财富的性质、内容和范围;(2)财富增长的源泉，促进或限制财富增长的因素和条件;(3)如何认识和处理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4)如何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5)封建国家如何组织，协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即关于宏观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问题;(6)如何认识封建经济社会关系下财富增殖的可能性和界限的问题。古代思想家们由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在论点上和政策措施上都是明显对立的，形成在富国学上双峰对峙的局面。以后各时期的思想家分别受儒法两家的影响，又形成具有不同色彩的流派。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一个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始终是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但在古代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这种经济增长的思想却采取了富国的外观：发展生产，增加产品只是手段，最高目的是富国。例如商鞅变法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施政纲领。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也认为强兵的关键在富国。《管子》这部著名的哲学经济思想文集，继承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传统，对富国问题也有许多集中的论述。司马迁作《史记》，富国问题是其中心议题之一，而西汉的盐铁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富国路线的一场大辩论。北宋时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交锋，实际上也是关于如何富国的争论。迨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的奔走呼号，也是志在图中国之富强。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致富国强是古代中国人千百年来魂牵梦绕的沉重话题，“富国之学”构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种内容宏富的学说，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的富国议论和主张多如恒河沙数，且产生过三部富国学的专著，这就是：战国时期荀子的《富国》篇，北宋时李觏的《富国策》和晚清陈炽的《续富国策》。三部论著分别代表了我国富国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清楚地反映出它发展演进的轨迹。西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前尚未产生过类似的著作。所以说，富国问题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突出的议题。“富国之学”的内容如此丰富，这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比较系统的富国理论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这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领主制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统一国家过渡的时期。到战国中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已先后在各国掌握了政权。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被提上议程。韩非把当时的时代特点概括为“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各国变法图强，以求壮大经济军事实力，由自己来兼并天下，统一中国。富国思想就是适应大国争衡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在以后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由中央集权的诸侯国家进而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特点，这同西方直到近代才形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在此之前是邦国割据的分裂状态有重大区别。在中央集权制的条件下，原来领主制下分散的阶梯式的政治、司法、军事、行政权力，统统集中到以国君为代表的中央政权手中，与此相适应，也就有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所谓“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尽专于己”(《通典·赋税》)。《管子·事语》说：“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力劝下。”这是说中央集权国家集中财富有不得不然者。这就是富国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

此外，富国思想的产生还同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乃至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东濒浩瀚的太平洋，西部多为险峻的高山，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阻隔了我们的先人同异域文化的交流，在生产活动中，以农耕作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形成基本上封闭循环的大陆农业文化，这同位于欧亚非三大洲接合部，几乎与战国同时的古希腊或稍后的古罗马不同，这两个民族以爱琴海和地中海作为同异域交往的通道，有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发达的海上贸易，形成开放型的海洋商业文化。另外，我国封闭的大陆农业文化始终未能割断氏族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视家国为一体，把个人仅仅看作是实现家族和国家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塑造了我国古代富国思想若干鲜明的特性，例如从这一思想的主流来看，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色彩和用国家利益淹没否定个人利益的特点，这同西方比较重视工商业，不同程度地强调个人本位的传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