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孔孟荀)·汉代儒家思想的复兴与 “先秦儒学” 研究·《史记》 与 《论六家要旨》 论先秦儒学

中国的历史学渊远流长，“六经皆史”，中国古代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籍： 《易》、《诗》、《书》、《礼》、《乐》、《春秋》，无不具有历史著作的性质。而《春秋》作为第一部据说由孔子制作的编年历史著作，更具有莫大的影响。在解释《春秋》的三本传记——《公羊春秋》、《榖梁春秋》，《春秋左传》中，《公羊春秋》在汉初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据《春秋公羊》的说法，孔子通过《春秋》，对历史进行评价和褒贬，为后王树立起如何进行统治的样板与规范。因此，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现实，为后世的人文、道德、统治秩序的巩固与完善，即为社会、为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最根本的目的与职责。这种史学传统与《春秋》笔法，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记》的先秦儒学研究集中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孟子荀卿列传》里。《孔子世家》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资料之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言论，并给予孔子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在文后说：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响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正因为如此，孔子无侯伯之位，其传记却被司马迁称为“世家”。除《孔子世家》外，《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赞》、《卫康叔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商君列传》、《龟策列传褚少孙补赞》、《滑稽列传》及《太史公自序》中尚载有孔子言论数条。《仲尼弟子列传》载有孔子弟子七十七人，其中三十五人有年龄和事迹，其余四十二人只有姓名。颜回、子路、子贡、子张、有若等人的事迹尤为详细，是研究孔学传承的重要史料。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对孟子极为推崇，开篇即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故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至于荀子，只叙述了事迹，没有评论。司马迁对先秦儒学的描写具有清醒的理性精神，同时也深受他所处的时代风尚的影响。譬如，《史记》一方面推崇孔子，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一方面又“先黄老而退六经”。一方面崇尚诗书礼义，“以礼义为治世之大宗”，一方面又崇尚法家的功利，以人性为趋利慕势，以贫贱而语仁义为可羞，主张德教刑法并重。这和《汉书》中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道德仁义成了价值评判的标准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抄录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对黄老之学推崇备至，对儒家的评价却有欠公允，他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也。”《论六家要旨》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