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亚洲·日本

儒学在大和时代东渡日本，经过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发展，一度于镰仓、室町时代成为禅宗的附庸，到江户时代达到全盛，并加以日本化，可以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代，儒学在日本反而遇到新的危机与挑战。发生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起点。明治维新不仅使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也使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趋于瓦解，儒学处于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明治新政权最初积极倡导“文明开化”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对旧有意识形态、佛教、神道和儒学持批判态度。在1872年8月发表的《公布学制之布告》中说儒学“鹜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根据新学制，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关闭，各藩的藩学也纷纷停办。1877年以前，席卷日本思想界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全面批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们引进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儒学是“虚学”;引进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的思想，提倡功利主义和快乐说，批判儒学宣扬“克己”的禁欲主义;引进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独立自尊”，反对儒家的封建纲常为表现的等级观念和服从道德;引进德国的君主立宪主义，批判儒学思想维护的君主专制。在启蒙学者中，对儒学展开最尖锐而有系统的批判的是福泽渝吉，他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批评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并进而批判儒学“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虽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但由于他们自幼即受儒学熏陶，所以在介绍西方新思想时也借用儒学概念，而且其思维模式仍深深地打着儒学的印迹。值得注意的是，虽有一些启蒙学者批判了儒学的伦理观，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启蒙学者将其儒学批判的重点仅置于儒学的自然哲学，并未完全否定儒学伦理观的普遍意义，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启蒙思想家对儒学批判的不彻底性，也是此后日本统治阶级复兴儒学道德的前兆。“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运动，是拖着儒学尾巴的儒学批判运动。

但是，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运动毕竟冲击了儒学等东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在培植日本民族的科学自然观与政治主体意识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由此而产生的自由民权运动自1874年始，轰轰烈烈达十余年之久，自由民权思想家鼓吹人权与人权的彻底解放，也激烈抨击儒学。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民权思想家植木枝盛的批判，主要指向作为儒学社会基础的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他在《兄弟论》中说：自古以来重视长幼秩序的思想“可谓专制思想的分脉”。在《男女及夫妇论》中，他谴责男尊女卑之陋习，大声疾呼“妇女们，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之类。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

与此同时，除了这种对于东方文化的严肃思想批判外，也泛滥着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风潮，而对西方文化浅薄而抱残守缺的理解，自会带来一些社会弊端，使得并非保守派的人也感到“世风日下”了。

东西方文化冲突，最根本的是不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冲突。它在最敏感的伦理道德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功利主义、快乐说等西方近代伦理学说的传入日本，儒学的道德哲学和行为规范不再是无可置疑的预设，这样人们就在不同观念与规范互相撞击中陌于失范的迷惘与混乱状态，于是一些人开始怀念昔日的安定与秩序，以为如今发生的是邪恶的膨胀与历史的倒退，呼唤儒学伦理的回归。元田永孚(1818—1891)和西村茂树(1828—1902)就是传统派中的代表人物。前者力图原封不动地复活儒学，后者则致力于旧物翻新。他们围绕学校的德育方针与欧化派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举国瞩目的焦点，元田永孚是九州熊本出身的儒者，1871年，被召为天皇“侍读”(儒学教师)。他利用明治天皇作招牌，辅以因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而明治政府愈加趋向保守的政治态度，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对“文明开化”的攻击，对儒学道德的提倡一时占了上风。1883年，宫内省向全国各学校和一般民众颁发了元田永孚编写的《幼学纲要》。《幼学纲要》以“孝行”说起，至“勉行”止共二十条。每条都先引用《孝经》和“四书五经”的语句，然后再叙述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事例，还附有插图。《幼学纲要》的颁布，表明儒学的伦理观已在学校德育中占据重要地位。1884年，元田永孚又发表《国教论》一文，主张以儒学为“国教”，他说：“扩充之以孔子道德，补益之以欧学格物，用之为国教。”这说明，元田永孚也认为儒学的自然哲学已失去效用，需“补益”以“欧学格物”，但他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儒学道德的统治地位。1885年，伊藤博文当上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为了修改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伊藤博文继续推行欧化政策。于是关于德育方针的论战又起，在这次论战中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为西村茂树，他与元田永孚不同，注意用西方近代哲学理论对儒学加以改造，以使儒学适应西方近代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新时势。1886年，他写了《日本道德论》，把复兴儒学道德看成是根本国策。他认为至今世界上有两种“教”即“世教”和“世外教”。儒学和西洋哲学是“世教”，以“道理”为主;佛教和基督教则是“世外教”，以“信仰为主”。由于“世外教”只能取得下层社会人民的信仰，因而“世教”更宜于作为“国教”。西村茂树承认西洋哲学在“学理的微妙”和“研究的精密”上优于儒佛、基督教。但是，他认为西洋哲学不宜作日本的“国教”，因为它偏重知识，缺乏安定人心之术，特别有轻视君主、父母的缺点，即认为西洋哲学缺乏适应日本国情的伦理观方面的内容。而儒学之中的“忠孝之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国民的风俗，不是其他诸教所能及”，但他也承认儒学有许多缺点，不适应当今时代，如在理论上不如西洋哲学严密，儒者大都保守，儒道有过度尊重尊属的毛病，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厚古薄今，不是“以理为师”而是“认人为师”等。所以他主张“采取二教(儒学与西洋哲学)精华，弃其糟粕”，由此而“合成”“天地的真理”，以为“日本道德的基础”。经过改头换面的儒学主张《日本道德论》，比元田永孚的全面复古说，更为适应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加强天皇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很快便成为中学各级学校的教科书。1890年，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语》，复治儒学道德政策由此完成。《教育敕语》对教育本身谈论并不多，主要阐述了儒学伦理观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义务。因而实际上是规定了儒学是学校德育的方针，而且要将其作为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成为培养“忠臣良民”的手段。儒学的自然观与认识论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面前已显得很不精确，因而丧失了吸引力和有效性，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败下阵来。儒学作为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也不再像江户时代的儒学那样居于官学的地位，但是，其伦理观却经改制加工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取胜。

然而，从根本上说，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发生影响的儒学伦理观，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儒学的伦理观是重义轻利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也曾致力于批判贱商意识，但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利用原有的儒学知识，并对其重加解释，寻找到了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他年轻时曾正式受业于儒学者尾高忠淳，后积极参加政事活动，1873年因与当政者不合，投身于工商业，成为声名卓著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自1873年到退休的1916年为止;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成《论语讲义》、《论语加算盘》等书，宣传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进行了再解释。首先对前半句话加以积极评价，又对后半句话加以重新解释，认为如果“以其道德之”，就不应笼统否定。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的实力有益，就是光荣的，即符合“大义”。就这样，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和“商才”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这种“论语加算盘”的理论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接受，对日本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恢复了民族独立，却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在其恶性发展的过程中，与儒学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表现在国内，军国主义者利用以儒家德目为基本内容的武士道精神毒化日本人民的思想;在国外，则以建设“王道乐土”作为侵略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儒学道德的恶用和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给人们提供了儒学思想负、正面价值运用上的值得深思的例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对儒学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的一些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机构多数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出自友好的目的研究儒学的人也不在少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日益加强。据1978年出版的《日本全国大学职员录》记载，日本1977年全国四百三十余所大学中，从事中国文史哲方面教学的讲师以上的研究家共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分别开设近两千五百门中国问题研究课程，如加上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约在三千到三千五百人左右，有影响的千人左右，权威性的学者有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阿部吉雄等人。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来过中国，有的人过去还参加过侵华战争，战后有的人则参加日本文化交流活动，一些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学者，则成为战后日本学术文化界的民主进步力量，如井上清、安藤彦太郎等人，一些中青年研究家也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有关资料作不完全统计，日本的儒学研究情况如下：主要的儒学研究机构有斯文会、大东文化大学东洋文化所之“日本儒学研究组”、东洋文化振兴会讲座、中国文史哲研究会、无穷会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怀德堂讲座等，这些机构有研究通史的，有研究专题的，也有研究专人、专著的。儒学研究内容有翻译儒经，注释儒经，专题研究儒经，专门研究某一儒学家，研究中、日、朝儒学关系，研究儒学通史，研究断代儒学史，研究儒经某一经中的某些篇章，专题研究儒学某一方面的问题(如伦理、哲学、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编写丛书或大系。儒学研究方法上既注意对儒家著述的研究，也注意到中国作实地考察，许多人来过中国，如井上清来华近三十次，时间长的在华达二十五年之久;此外还经常在国内或国际上举办或参加有关儒家思想的讨论会。对于儒学的研究日本政府也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资助，如文部省曾拨款100万日元进行“朱子的综合研究”，1967年文部省拨款250万日元从事“中国类书所引经文及诸子的分类集成”的编纂;1964和1966年井上顺理先后获20万日元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日本是翻译中国古籍最多也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儒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之后，以户坂润和永田广志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了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和与日本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思想进行反动宣传的卑劣行径作斗争，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孔子思想进行新的研究和评价。他们写了《日本意识形态论》、《日本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一书中，永田广志就本着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对“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赞美”的原则，对孔子及儒学进行了新的研究，较系统地介绍了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儒学在日本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成为日本儒学研究队伍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