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静敬之辨·宋明儒之主静说
先秦儒家持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气概，主静之说，未遑思及。
主静说之历史
“主静”之说源自道家老、庄思想，《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清净为天下正”之语，《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并提出“心斋”、“坐忘”之法。《齐物论》所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嗒焉丧我，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为静坐观空之始。后佛、道二教祖之，立为课程，屏居静修参禅入定，为修心养性之基本方法。
儒家“主静”之说始自宋初，周敦颐《太极图说》有“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之语，随之，二程以“静坐”教法演为故事，传至罗从彦、李侗，每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学者遂以此为单提口诀，静坐观心。朱熹见程门弟子多流入禅，遂遵程颐晚年之训，“少说静，只说敬”。至是，理学中人流入禅者渐少，但又有耽于读书考索名物之弊。此段历史正如明代陈献章所概括：
“伊川先生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相传授，至于豫章、延平尤专提此教人，学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此是防微虑远之道。然在学者，须自度量如何，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著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尤为对症之药。”(《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明初学界为朱学所垄断，陈献章打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僵化局面，直溯周子，倡言“主静”，主张“静坐养出端倪”，以此竦动学者，遂启明代“主静”思潮之先河。继而王学崛起，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中夜静坐，忽大呼悟道，而后居滁阳，多教学者静坐，一时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因此他到江西以后单提“致良知”一句，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他说：
“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王守仁为思想界之巨子，其人坐而论道，起而能行，他虽重视“静处体悟”，但也不遗却“事上磨炼”，因此其思想体系虽倾向“主静”，却未偏言“主静”。王守仁去世后，王门中陡兴“主静”之说，聂豹掀其波，罗洪先助其澜，同门中王畿、黄弘纲、陈九川、邹守益、刘文敏等交相责难，聂、罗二人一一申论，执之益坚，罗洪先明确提出：“周子所谓主静者，乃无极以来真脉络。”(《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明末大儒刘宗周为主静说之殿军，他明确主张：“主静立极之说，最为无弊。”“学问宗旨，只是主静。”(《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对周敦颐“主静”的理解
程朱学派反对“以空寂杳冥为静”，而以敬解静，认为静中常存操持之义，朱熹说：“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解。”(《朱子语类》卷九四)夏尚朴说：“主静之静，不与动时对，乃《大学》定静之静，《集注》云：‘静，谓心不妄动是也。’”(《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陆王学派的观点比较复杂，大约有如下看法：
“真静无动静”说。邹善说：“主静之静，乃吾心之真，本不对动而言也。即周子所谓‘一’，程子所谓‘定’，时有动静，而心无动静，乃真静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一》)所谓“真静”，是绝对的静。
“静兼动静”说。王畿说：“主静之静，实兼动静之义。”(《明儒学案· 浙中王门学案》)此说认为主“静”之“静”为动、静之统体，既包含动，也包含静。
“以静为主动”说。吴澄说：“能静者，虽应接万变，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谓‘动而无动’是也。”(《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刘宗周的观点与此接近，他说：“天理无动无静，而人心惟以静为主，以静为主，则时静而静，时动而动，即静即动，无静无动，君子尽性至命之极则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此说主张应感无心，寓静于动，随时动静，无入而不自得。
“静即无欲”说。泰州学派王楝说：“周子主静之说，只指无欲而言，非静坐也。今人谬以静坐养心，失之远矣。”(《明儒学案·泰山学案》)
前三说虽说法不同，要皆以静为“真体”，以静坐为工夫，趋于虚玄一途;后一说以“无欲”言静，反对静坐，转向平实一途。
主静工夫
主静工夫在于屏知见，息思虑，主要方法是静坐。工夫简易直接，它强调个人体悟，不用许多辩说劳攘。问题在于：人当静坐时，心态应是怎样的，心中有物，还是无物? 有主宰，还是无主宰?操存不操存? 简言之，静坐时心中是否有意念制导?“主敬说”与“主静说”都讲静坐，“主敬说”认为静坐时应该心中有物，有主宰，应操存。“主静说”之意见正好相反。前者批评后者为“忘”、为“枯槁”、为近禅;后者批评前者为“助长”、为“强把捉”。孟子曾经讲到“养气”工夫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孟子·公孙丑上》)按照理学家的理解，养气，心无所事则“忘”：预期效验，则“助长”(揠苗助长之意)。两派工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互相指责，形成对立的。为了了解“主静”工夫，我们不妨将两派主张作一比较：
主敬派胡居仁坚持认为，静坐应该心中有物，有主宰，常存操持之意，争之甚力。他说：“静中有物，只是常有个操持主宰，无空寂昏塞之患。”(《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动而无立，若不猖狂妄动，便是逐物徇私，此达道所以不行也。”(同上)
“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著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著，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同上)
主静派刘宗周的意见与此恰成鲜明对照，“练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无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静工夫得力处”(《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日用间，除应事接物外，苟有余刻，且静坐。坐间本无一切事，即以无事付之，即无一切事，亦无一切心，无心之心，正是本心。”(同上)而另一主静派之健将罗洪先则认为，“主静”不能怕人说流入“枯槁寂寞”，正是“枯槁寂寞”才是证悟的契机，“非经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三》)。他还描述“静”的境界说：
“当极静时，恍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有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有止极，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浑成一片，所谓无在而无不在，吾之一身，及其发窍，固非形质所能限也。是故纵吾之目天地不满于吾视，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听，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于吾思。”(《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三》)
始则中虚无物，继则万物备具，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这就是极静时的境界。
主静派坚持胸中空无一物、枯槁其形、寂寞其心的修持方法，其理论支柱在于“工夫即是本体”，主静派以“心”为本体，“主静”即是主体的自我发见，也是本体的自然呈露。主体与本体，非是二体。北方王门学者尤时溪说：“圣人言工夫，不言道体，工夫即道体也，随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证，若别求道体，是意见也。”(《明儒学案· 北方王门学案》)刘宗周说：“言工夫，而本体在其中矣。大抵学者肯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流露处，其善用工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非工夫之外，别有本体，可以相凑泊也。”(《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排斥“主敬”
一般说，程朱派不赞同“主静”，陆王派不赞同“主敬”。但“敬”字常见于儒家经典，陆王派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排斥“主敬”说之策略，一是认为它提法不准确，“持敬”，“主敬”，多了“持”字、“主”字，陆九渊说：“‘持敬’字乃后来杜撰。”(《与曾宅之》)刘宗周说：“主静，敬也。若言主敬，则赘此主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二是认为敬功在孔门中并不是最要紧的，并且敬功是一种“死工夫”，不宜提倡，王守仁说：“既须敬字，缘何孔门倒将最要紧的落了，直待千余年后人添补，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此学问大头脑，于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谬。”(《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刘宗周说：“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惧’来，然敬只是死工夫。”(《明儒学案·蕺山学案》)所谓“死工夫”是说“主敬”说强为把捉，持守某种义理作为心之主宰，用来应事便发生滞碍。“主静”则胸无成见，用以应事则洒脱活泛，胸中“无一事，乃能事事”，就是这个意思。
静、敬之异同
“主静”与“主敬”，相争数百年，门户之见，形同水火，然其中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可不辨。
先辨静、敬之同。无论“主静”说，还是“主敬”说，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存天理，去人欲。”有人问聂豹：“周子言静，而程子多言敬，有以异乎?”聂豹回答：“均之为寡欲也。周曰：‘无欲故静。’程曰：‘主一之谓敬。’一者，无欲也。”(《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二》)其次，无论“主静”说与“主敬”说都是偏于虚静的，二程说：“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作敬。”(《遗书》卷一五)前句是说异中之同，后句是说同中有异。
再辨静、敬之异。朱熹说：“屏思虑，绝纷扰，静也;正衣冠，尊瞻视，敬也。致静以虚，致敬以实。”(《宋元学案· 沧州诸儒学案》)这里所说的虚、实是就心态而言的相对概念，最好的解释莫如真德秀所说：所谓“虚”是人心中“只是个空荡荡地物事”，所谓“实”是心有“许多义理以为之主”(《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前者是“主静”说的心态，后者是“主敬”说的心态。程朱学派坚持认为“主静”则与事物不交涉，“主敬”则有事须应，如朱熹说：“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朱子语类》卷九四)这是程朱派的主观成见，实则“主静”派中也多有能应事者，相反，“主敬”派却未显出特别能应事来。
总之，主静与主敬，大同而小异。兴言至此，不由使我们想起代表禅宗北宗和禅宗南宗的两个偈语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此北宗神秀之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此南宗惠能之偈。“主静”说与“主敬”说毋宁说是禅宗禅法的儒家版，“主敬”说类禅宗北宗，“主静”说类禅宗南宗。
对“主静”说之批评
当陈献章“主静”说渐成气候时，罗钦顺即尖锐指出：“今乃欲于静中养出端倪，既一味静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缘发见? 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见，不过虚灵之光景耳。”(《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一》)而当罗洪先等人宣扬“主静”之“境界”说时，吕坤则讥评说：“学者之病，只一个静字。治得定静中境界，与六合一般大，里面空空寂寂，无一个事物，才向他索时，般般足，样样有。”(《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下二》)对照罗洪先的“境界”说来读，真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对理学的静、敬工夫批评最透辟有力的是清初的颜李学派。李塨说：“自周濂溪以主静立教，程朱陆王因之，用白昼静坐以为存心立本，考之古经，无是也。……《易》曰：‘终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经自天子以至庶人无白昼静坐者，宰予昼寝，孔子责之;子贡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鸡鸣夙兴，不惟君子孳孳为善也，即小人孳孳于利，亦终日无暇焉。”(《恕谷后集》卷一三，《论宋人白昼静坐之非经》)“心之静，只是须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大学辨业》卷四)他还指出，宋儒“主敬”与“主静”并无本质区别，他说：“宋儒讲主敬，皆主静也。‘主一无适’，乃静之训，非敬之训也。盖自《太极图说》以‘主静立人极’标此岔路，其后不惟杨龟山、李延平静坐体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朱子议其似坐禅入定也，即程子与游、杨等讲学，忽然闭目端坐，门人候之雪深尺余乃醒，试思从古圣贤有此否耶?”(《论语传注问》)颜李学派热切地呼吁，要终结数百年来“习静”的时代，而开辟一个“习动”的时代，颜元说：“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习斋言行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