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儒学文化热·世界文化发展需要儒学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以经济为基础并为经济服务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以及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观念的一系列变革。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当今世界的全面发展是以现代化为标准的，它包括经济、政治以及人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必然要求世界文化的现代化。

从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看当今世界的文化，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来，面对西方“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文化中心论”已随之破产。近年来的世界剧变，使“两极对抗”格局消失，代之以“多极”体系和“多元”文化的出现。当今世界，现代化正逐步朝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出现了民族国家加强国际化合作的倾向。因此，世界文化也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观念也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多元的世界文化就应该包括儒学，而且儒学还可以弥补西方思想文化上的缺陷。

一位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应邀参加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五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对欧洲市场原理的弊端提了见解。他认为自从霍布斯提出人类的本质在于具有永无至境的欲望以后，约翰· 罗克、亚当· 史密斯基本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以至确立了立足于个人利己主义的市场原理，即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其特点在于利润第一主义。其弊端至少有三：一是在市场原理下，社会有用性未必能成为价值标准;二是在利润第一指导下，友爱、对弱者的关怀等，都不能成为评价的对象;三是以生产优质低价产品为美德的价值观，易于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他还指出：“类似的还有如自由、人权、环境、公有、私有等等，许多在过去以欧洲原理进行思考的问题，都有必要从亚洲的儒学原理重新进行思考。”(《中国哲学史》资料1994年4月，第15页)这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西方文化中的缺陷，指明了东方儒学的价值。

孔子手植桧。原树已毁，此树为清雍正年间在孔子手植桧处重新长出的新枝

当然，儒学的价值观也必须进行时代的改造，儒学的精华也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儒学中的封建性的糟粕更必须剔除。东方的儒学也必须吸取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成分，如自由、平等、公平、进取、竞争、效率、开放、个性解放、个性全面发展等，使儒学与西方文化相兼互补，这样，才会使儒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论和“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世界的新文化必须同时摒弃中、西文化中的糟粕，溶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以人类文化的大同去融会贯通、综合创新的文化。

经过批判、改造、创新和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化之精华的儒学，应当成为当代世界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世界新文化应该包含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华文化的精华。因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任何文化形态，只要是历史的产物，就必然背负着时代和地域的制约，没有一种文化，其主体能够超越时代和地域而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文化的流弊和消极因素会逐步产生，随之，适合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新文化更应运而生。但文化的发展又具有延续性，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和合理因素又被包含到新文化形态之中，在新文化中继续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儒学与中国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应包括儒学精华的精辟的理论依据。

从世界文化的现实看，就更加需要儒学了。前面已论述过，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儒学。那么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为什么更加需要儒学呢? 所谓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即现代文化形态，它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文化。它“包括科学技术及教育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科学化，民主、法律制度和意识的完备、完善化，伦理道德的自律、自觉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文明、健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同上，第228页)。而这些崭新的现代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然是继承、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现代宣传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风靡大地的雷锋精神等，细究起来，难道不正是儒学精华的体现吗? 难道不是受传统儒学的“仁者爱人”、“居仁由义”等的影响和习染吗? 而且不仅对中国本土的文化构成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早就流传国外，尤其对东亚各国产生深远影响，早已成为“东方文化圈”国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波及到西方，影响了欧美各国。而且儒学的价值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证实。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热在东亚地区和国际学术界的兴起，儒学研究犹如枯木逢春，出现了新的转机。原先那种儒学经典一落千丈、门庭冷落，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再也一去不复还了。1982年10月，台北中国论坛社召开了题为“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座谈会，将新儒学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进行了专题研究，成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同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会议，曾集中讨论了牟宗三新儒家学说。次年，在多伦多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第三次会议，再次讨论了牟宗三、唐君毅的哲学思想。1985年意大利召开的第十五届世界财务政策研讨会，认定“五龙”的工业发达，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是儒家思想结出的“工业伦理”之果。此后，新儒学在国际汉学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儒学文化热也在逐步升温。八十年代召开了各种类型的文化讨论会(包括儒学讨论会)，如“全国东西文化比较讨论会”、“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会”等，至九十年代，儒学研究更上一层楼，1994年8月中韩学者聚会孔子故里，共同探讨儒学文化价值;同年10月，在韩国大田市召开第五届儒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筹备会议，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余人参加，讨论儒教与现代化、儒学与未来社会、儒学在现代韩、中、日社会的地位等;同年10月，在北京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并召开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世界五大洲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社会贤达近千人，其中有二百余人参加了儒学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十二个国家和地区近三百人，就儒学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儒学与当代企业管理、儒学理想人格与当代儒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而且，异域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儒学尤感兴趣，他们把眼光转向东方，转向儒学，使儒学及东方文化传统的价值被重新发现、重新肯定。他们意识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对道德、人生价值观念等采取了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形式。而儒学恰恰是一种非宗教的、却又能为道德、人生价值提供根据的人文主义学说。它求真、崇善、爱美。所以，儒学的精华有益于当今世界文化。

这种明智的见解，在国外的有识之士中大有人在。如韩国学者赵骏河应邀参加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五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说：“自世界大战至今，人们就把西方视为近代化的同义语，凡是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就被视为落后，儒学的遭遇更是如此。然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一些国家、地区逐渐赶上了西方，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西方。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属于天然资源贫乏地区，究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从物质资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这些国家共同的文化因素，即它们同属于儒教文化圈这一特征，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儒教的勤勉、协同、自我开发的热情等引起了人们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中国哲学史》资料1995年4月第16页)韩国另一学者金吉洛在会上赞扬了儒学以“仁”为本的家庭伦理，他说：“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建立二十一世纪信息社会职住一致的集体家庭，就应建立以‘仁’为本的儒家根本精神为基础的未来家庭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统一个性化了的多样性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同上)

美国著名的当代儒学研究专家杜维明教授颇有见地地认为，儒学“体现仁义精神的恕道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缺的中心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是对他人的尊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期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相互尊敬可以发展人与人相处的金科玉律;从期许可以培养自我的社会责任感。这条思路比把特殊(个人、社群、宗教、国家或文化)的‘真理’强加于人，更能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谅解，比利他主义更能发展责任伦理。不过，必须指出，如果我们希望儒家伦理能在全球社群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我们必须主动自觉地参与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见北京《中国文化报》1994年11月13日第3版)。他还看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对谋求人类共生之道的积极意义。他说：“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的广居安宅和正道，恰恰可以为人类的生命共同体提供社群伦理的资源。居仁行义的构想可以作为我们反思存在条件的借鉴，因为孟子的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生之道。”(同上)

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教授胜雅律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孔子虽然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但还是能给我们以启迪的。他说：“对当代西方人而言，孔子的看法却可能很有参考价值，尤其从孔子的‘过犹不及’这句话来看，到现在为止，中国可能还算‘不及’，而西方却大概已经达到了‘过’的地步。很多西方人面对最新的尖端科技成果而认为人的像上帝那样操纵自然的力量包含着毁灭全人类、全地球的危险。因此，我想，恰好与中国相反，西方人应当从孔子那里学到一些限制那种无限、无度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的东西。”(同上)这位瑞士著名的汉学家对孔子的实事求是的“中庸之德”颇有独到之见。他赞赏孔子对自然的慎之又慎的态度，认为孔子的“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 述而》)是不贪多的极有分寸的思想。他高度称赞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的高贵品格，批评了西方世界那些采取不正当手段得来富贵的人，他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义’”。又说：“如果我们抽掉它的具体历史内容，并赋予它以当代的新思想的话，‘义’可以理解成‘保护包括人在内的大自然’，‘不义’可以理解成不顾大自然而得来的富贵。”(同上)可见，这位异域的儒学研究者也在吸取儒学的精华而又给予现代的转化。

对当今时代、当今世界文化需要不需要儒学这个热门话题，作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肯定回答的还有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波尔教授。他认为，在人类面临后现代化时代的今天，“儒学作为人的学问，对我们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是欧洲学术界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他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他说：“儒学的精神实质是承认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潜在的向善意识，并派生一系列的道德观念(如守纪律、忍耐精神、和谐)和较高的成就意识、勤俭节约、强烈的集体意识等等，都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现代化。”他列举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近半个世纪来的发展，是如何将西方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东方的儒学伦理相结合，而获得了空前飞速的前进。他统计出：在1951年至1991年的四十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增加了27倍;韩国增加了35倍;台湾增加了81倍。“可见，文化环境和人的因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最后，他意味深长地总结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指西方)儒学的修身理论可以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在战火此起彼伏的世界上，儒家的仁学思想值得发扬光大。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乃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它的巨大的人文主义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和短视的增长欲，以及西方模式的错误蔓延，正隐藏着自我毁灭的危险。人类有必要从现代向后现代思想转变。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了。”(上海《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9月29日，第2页)波尔教授在这里面对儒学对当今世界仍然发生着深刻影响这一客观现实，认同了儒学精华的世界性意义和超民族界线的价值，这种见解是十分明智的。他已经看到了东西文化的相兼互补性，至少已觉察到西方文化中的弊端和东方儒学中的精华和价值，愿意吸收东方先进文化，使之改造和补充西方文化。当然，我们作为东方学者，也应该大力引进和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使之改造和补充东方文化、东方儒学。只有这样相兼互补，同时摒弃中、西文化中的糟粕，融合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才能迈向全球意识的大同的现代文化。

笔者认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时代的产物，又必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让社会的发展去适应某种思想文化。所以，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也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实现其现代的转化，并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格局和发展趋势相联系而实现其综合创新。这就是传统的综合创造。也就是有分析地扬弃传统儒学，广泛地、积极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传统儒学现代化、世界化。只有这种现代转化了的传统儒学才是世界文化之必须。这样，人类才能从传统的民族文化发展到传统的东西文化，再综合创造出现代的世界文化。

山东曲阜孟庙古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