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激进与保守

近现代中国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思潮和思想家无一不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而民族主义则根源于1840年西方用军舰和枪炮强加给中国的屈辱。从鸦片战争到庚子赔款，中华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蒙耻受侮，中央大国，天朝上邦，竟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泱泱中华，千载文明，竟败落到为蕞尔蛮夷所欺的境地，民族的危机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士(朝野知识分子)、农、工、商于是都热切地投入救亡之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救亡运动。从坚船利炮的自强新政，到政治变法的维新运动，再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我们一次次满怀信心地投身其中，却一次次惨遭败绩，依然内乱不止，外患频仍，中国仿佛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华民族到底是怎么了? 中国的症结在哪里? 军事、工商、政治的处方医过后，却一无成效，中国人不能不怀疑到文化和民族性上。而自1840年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思潮涌入，

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文化确有其优越之处，同时中国文化长期不能使中国自救，其落后腐朽的一面在社会衰亡之时又显得特别突出，于是，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标帜民主与科学，掀起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直接以孔子为对象，以儒家为靶的，从语言文字到纲常名教，从家族制度到专制政体，从性爱婚姻到政治法律，进行猛烈地抨击和批判，彻底否定，并主张全面输入欧洲文化。新文化运动这种激进态度终于导致思想的反动。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者挺身而出，重新维护孔子和儒家传统的价值。先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清路开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接着主将梁漱溟儒服登台，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宣讲孔子，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而“开启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智慧”(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由此奠定了梁漱溟现代新儒家的先驱地位。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这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初风行中国的科学主义的反动。由此而引发的科玄论战是通过1922年古史辩论战而对新文化运动论争的延续。而当张君劢提出“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儒学有昌明之必要”，“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科学与人生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不但与梁漱溟接上了线，而且开始了有意识复兴儒学的运动。然而新儒学后来得以在港台兴起，并不是因为沸沸扬扬的科玄论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孤寂的默默的潜心向学的儒者，这就是熊十力。“在新儒家学派里，熊十力在打击科学主义上提供最为重要的原动力，对于活动于1949年后思想界学者之心态的形塑上，熊氏比任何早期新儒家更具影响力。熊氏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多出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可视为早期新儒家和今天仍活跃于港台二地的新儒家之惟一重要的精神桥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对现代新儒家来说，熊十力的意义就在于他建构起“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从而奠定了新儒学的理论基础，从哲学上开启了新儒学的思想进路。第三代新儒家的理论旨趣和哲学趋向都明显地打上熊学的印记。因此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完成，标志着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学派性格的挺立与完成，同时也为新儒家的第一个阶段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