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化·风华磨洗认前朝·远古人类的栖息之地

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资料，人类是在距今三百多万年前才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而导致人与动物分开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身学会了劳动。恩格斯曾用精练的语言概括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史前时期，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所以考古学称那段漫长的人类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主要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的年限约为距今三百万年前到一万年前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年限约为距今八千年前到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有一个带过渡性质的中石器时代阶段。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使用铜器和铁器的文明时代。

旧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只能用以石头敲击石头的简单方法来制造劳动工具，即粗糙的打制石器。其时，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社会组织状况是从原始群缓慢进化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

位于灵武县横山堡的水洞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是我国解放前发现和经过发掘的三个著名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之一。在水洞沟遗址区内，有一条由东向西的小河，它将该遗址切割成南北两部分。北部形成一条向南的断崖，旧石器时代文物就主要埋藏在这条断崖以北的地方，即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简称为水洞沟遗址。1920年，有人曾在水洞沟东面一处地点发现了一具披毛犀牛的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当时居留在中国的法国神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闻讯后，于1923年赶来此地，发掘了水洞沟北部的遗址，得到大批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对水洞沟人类文化遗址又联合进行了系统发掘。这次发掘，除继续发现了当时的人类用火的遗迹外，又发现了石器和制造石器的原料一万一千余件，另外又在遗址区内的特定地层中发掘了野驴、犀牛、羚羊和鸵鸟等动物化石。这次发掘的实物和研究结果意义重大。

首先，证实水洞沟史前人类文化和“中国猿人”文化有着渊源关系。水洞沟遗址内的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伐器等。刮削器的数量最多，按照它的刃缘形状又可以分为直刃、凹刃和凸刃等多种形状，制式较丰富。尖状器形体端正，式样较为固定，左右对称的程度很高，显示出水洞沟史前居民较为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此类尖状器在我国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中是不常看见的，它们是水洞沟遗址文化中非常有特征的器物之一。无论从制造方法还是从形制状态上分析，水洞沟遗址内出土的一些石器都与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国猿人”文化器物有着渊源关系，水洞沟文化石器也和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石器有某些相似之处。

其次，水洞沟文化代表着史前磨制技术进步的一个新阶段。在1963年的发掘中，考古科学工作者们首次发现了一件用鸵鸟蛋皮为原料制成的穿孔装饰品，还发现了一件用动物骨片磨成的骨锥。鸵鸟蛋皮装饰品的边缘略加磨过，这说明当时磨制技术已经萌芽。这是人类工艺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骨锥的形制表明，它是当时的人们用来缝缀兽皮衣物的工具。这件文物为当代人研究史前居民生活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水洞沟文化遗址1963年的发掘澄清了西方人以前的错误结论。通过对水洞沟文化遗址1963年发掘出土文物资料的综合研究，我国考古学界人士认为，水洞沟文化的时代决不像法国人德日进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三万年左右，它早于我国著名的“山顶洞人”文化约一万二千年。所以说，水洞沟文化所显现的对鸵鸟蛋皮和骨锥的磨制技术尽管尚属萌芽，但对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其他文化来说，它无疑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1963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很丰富的，通过对它们的科学分析，当代人可以描绘出史前水洞沟居民生活的如此图景：三万多年前的灵武水洞沟一带，湖面碧波荡漾，周围草木葱茏。犀牛、野驴在清晨的湖边悠然地啃着青草;成群的鸵鸟在沙丘中急速行走。突然，随着一声男人的呼喊，一群身披兽皮，手持顶端装有尖状器棍棒的人朝这些动物飞奔而来。众人齐心协力打死一只犀牛，然后抬着猎物兴高采烈地返回住地。一群老人和孩子迎上来。大家燃起篝火，有人用刮削器将犀牛皮剥下来，将肉切成小块，尔后平分给所有的人。人们把肉在火中烤熟，饱餐一顿。吃过之后，颈项佩带鸵鸟蛋皮穿孔串系在一起的装饰品的妇女高兴地跳起舞来，围观的众人都一起欢呼助兴。史前人类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顽强地生息繁衍的。

另外，在宁夏境内的中卫县长流水、灵武县清水营、石嘴山市等地，都先后发掘了类似水洞沟遗址内出土的打制石器。从那些石器的制造技术和特征等方面分析，它们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存。总之，远在距今三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宁夏的广大地区内，就已经有人类在劳动和生息，他们为以后宁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