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泱泱古齐·务实开放

务实开放是齐文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前面所说的“尊贤尚功”便是齐文化这一特征的明显表现之一。除此之外，齐国经济上的重视商业，政策上的顺时应民，观念上的重变恶常，学术上的兼容并蓄，都无一不是齐人务实开放的重要表现。

齐自立国之初，便摆出了务实与开放的姿态，以后的历代君主也多开明善变、兼综并容。他们思想上的这种特点对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姜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当地条件极差，他们只能“辟草莱而居焉”(《盐铁论·轻重》)。针对当时“地渴卤，人民寡”的具体现实，他率领齐国人民通鱼盐之利，极女工之巧，在发展商业上下功夫。他们通商的范围不限于齐国国内，而是扩展到周围的许多诸侯国，并设法使“邻国交于齐”，从而给齐国后世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国的商业型经济实际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齐国依山傍海，地域辽阔，疆土最大时，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地方二千里，这为多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由于地处沿海，齐国便有发展海上贸易的可能。据学者研究，今烟台、青岛等码头当年都曾有朝鲜、倭人以及交趾等国的船舶停靠过。表明已出现了对海外的贸易。虽然它无法与内地其他诸侯国间的贸易额相比，但与海外的交流却更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善变，不易保守。

周公曾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顺应民俗，为政简易，对收服人心，争取人民支持有重要意义。太公就注意顺从当地民俗，不强制推行周人表面上的一些繁冗礼仪。春秋时期，管仲辅佐桓公，也曾提出“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顺民主张。《管子·牧民》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总结了为政必须顺应民心的原则与经验，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接着，又全面列举民之好恶，并断言如从民所欲，则“远者自亲”，行民所恶，则“近者叛之”。在制订具体措施时，他们注意变革，“政不旅旧”。例如，为了招揽外商，发展外向经济，他们在齐境内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并积储食物供应外来商旅。在齐都临淄还“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并制订了鼓励措施，规定外商“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使得“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从考古发现看，齐刀币铸造和出土的范围十分广泛，在齐国通往外地的重要交通干线上都有大量的齐国刀币出土;同时，齐境内也发现了不少别国的货币。从这里亦可看出齐国君主对商业的重视和齐国对外交往的频繁。

齐国开放的经济，也造就了齐人尚变革、恶守常的进步观念。综观齐文化八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了主变恶常的精神实质。对一个国家来说，封闭守成会丧失活力，而变革发展则充满生机。周文化以重农、重礼为其特征，齐为周之封国，但周的文化特征在齐国表现并不显著。由于特殊的空间环境，齐人因地制宜，正视现实，对周文化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即突出发展其适合自己国情的部分。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实施改革。他不墨守祖宗成法，不仅早早揭起“尊王攘夷”的旗帜，争取他国人心，在列国诸侯中站稳脚跟;还在国内“相地而衰征”、“三其国而五其鄙”、“四民分业”。经过一系列变革，齐国经济更加繁荣，国力更加强盛，成了当时东方的强国。到战国时期，齐威王又进行变法改革，迅速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齐国名列七雄之一。

在文化方面，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更集中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开放精神。齐文化建构初始，便至少有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姜炎文化四源合流，具有了先天的兼容并包的基础。齐人观念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宽松，又使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多种方式，大量吸收了其他外来文化的营养。有人说，齐文化丰富自身有两次高潮，一是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之时，由于频繁盟会，攘夷抚边，大大加强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特别是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另一次是稷下学宫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地学者来此游学，各地文化、各种思想都在齐国交汇、融合。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实际上，齐文化的开放性特点是造成这种文化融汇现象的基础，而这两次高潮又反过来对丰富齐文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