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救时首辅高拱
高拱(公元1512～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明河南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市) 高老庄人。其父高尚贤，出身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幼时聪明好学，17岁，闻名乡里。世宗嘉靖二十年 (公元1541年) 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初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担任裕王朱载垕讲读，历时9年，尽心辅导。后任太常卿 (太常寺行政长官)，国子监祭酒(国子监行政长官)。嘉靖四十一年，任礼部左侍郎(行政副长官)兼学士，后升为尚书。嘉靖四十五年，经内阁首辅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参预国家军政大事的议决。穆宗即位，拟用“隆庆”年号，被采纳，进少保兼太子太保。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后因与徐阶不合，遭弹劾，隆庆二年 (公元1568年)称病乞请归里。徐阶去职后，隆庆三年八月，召高拱回朝，兼掌吏部，成为内阁首辅(内阁首席大学士)。他以天下为己任，大胆地进行内政改革。穆宗去世时，特召他与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嘱咐他们悉心辅佐“东宫幼冲”。神宗继位，他作为顾命大臣之一，拟削夺宦官的权力，收缴司礼监之权归内阁，结果遭到宦官冯保的暗算，冯保与张居正结合，传下谕旨，令其“回籍住闲，不许停留”，从而结束了宦海生涯。高拱回到故里后，闭门发愤著书。卒于家，葬于新郑城北郊阁老坟。神宗万历三十年 (1602年)，得以昭雪，谥文襄。
高拱步入政坛的时候，正是明王朝由盛到衰、由局部相对稳定到大动乱的转折时期。明王朝的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暴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竭力谋求解决国内复杂矛盾问题的策略。
为了扭转明代中后期吏治的败坏，政府机构瘫痪的局面，高拱提出： “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为治。”他从选官用人入手，要求吏部官平时要注意全面考察官吏，并作出详细记录，作为人事档案，每年累计80多册，为选拔官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选任官员时，不必论其出身资历，“但系贤能，一例升取”。强调量才授职，扬长避短; 注意要害机构正官的配备，实行“预为之计”，建立主要官员的梯队，每职事先选拔宜于此者二三人，就近安置，以便“待次为备”。既要求大多数官员逐级晋升，又敢于破格用人。他不顾旧臣的反对，先后起用具有治河经验的潘季驯去负责黄河治理; 任用有才能的万恭、朱衡去整顿漕运; 任用理政有方的梁梦龙出任山东巡抚，以通海运; 任用通晓军旅的王崇古、戚继光整顿边防; 又举荐有胆有识的张居正入阁整顿内政; 由于选用得当，也就使他们的作用得到了发挥。为了有效地抑制官吏以权谋私的行为，他重申除去学官外，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职。打击行贿受贿，严惩贪污，主张对于主动退出收受贿赂的官员予以表彰。
州县长官，责任重大。高拱十分重视州县长官的配备。在州县行政长官的选任上，他提出 “五十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长官，任务繁重，只有年富力强的人，才能胜任。超过50岁的人，虽然经验丰富，但是体力、精力都跟不上，因而，不宜做州县的长官。
新郑市南北大街
高拱石坊
沿边地区的官吏，与内地相比，责任更大，不但要管理民政，还有为国守地的责任。为此，高拱强调沿边地区官员的人选，“必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者除补。或查治有成绩，并通武事者调用”。并且强调任用后，不要随便调换，力求做到人有专职，事可责成。
高拱还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选任。他强调军事是专门的学问。不懂得军事的人是不能带兵打仗的。他提出高级军事将领与军官应从下级军官中选拔，要把那些有勇有谋又通晓军事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整顿，武官的素质有所提高，军容风纪也大为改观，从而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管理，增强了边防的防御力量，有力地回击了海上倭寇的侵扰及俺答汗的多次来犯，使得东南沿海及北方边境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
重新审定赏罚奖惩制度。针对赏罚混乱的情况，明确宣布严格各级官吏的考核制度和办法，以三年为期，政绩显著者，加等升迁。“有能捍患御敌者，以军功论，不次抉擢用。如才略宏恢，可当大任，由此为兵备、巡抚无不可。” 如果三年内没有政绩，降 三级调用。有观望推诿，以致误事者，分别情节，予以处理。在处罚官吏时，要求做到确有实据，并把处理原因告诉本人，使其心悦诚服。
明代自建国以来，北元势力一直是北方的威胁。鉴于明代北部边防守备虚弱，高拱 一方面大力整顿军政，加强边防的守备，增强军事实力，给予来犯之敌以有力的回击; 同时慎重考虑俺答汗的合理要求，努力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边境长期以来的纠纷，派人与俺答汗进行磋商，于隆庆四年达成封贡互市协议，确定双方贸易的地点和时间，恢复双方正常的贸易往来，促进文化、经济交流，从而出现了 “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的局面。
高拱办事认真，严于律己。他曾写信给新郑县知县，说如果他的亲属在乡里胡作非为，要严加惩处，不要姑息。隆庆三年，新郑县发生水灾，冲坏了县城西南角的城墙。由于新郑是高拱的家乡，河南巡抚特别给予重视，决定调集附近县的民工和物料进行修复。高拱知道后，立即写信给河南巡抚，说“今民财匮敝，年岁凶荒，重大工程，岂宜轻举!”建议坚决将这项“非可急促而为” 的工程停下来，待年景好时再来考虑。
高拱还致力于思想史研究。认为感觉、经验是人认识事物的源泉。人们的知识都是通过不断学习才得来的。只有 “其学不已”，才能“其进亦不已也”。他留下的主要著作有《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 及 《南宫奏牍》、《掌铨题稿》、《边略》等，被后人汇编在《高文襄公文集》 中。
高拱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在执政期间，力主改除弊政，为振兴明王朝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于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局面、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着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时仕路顿清” 的势头，也为后来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明人郭正域评价他的地位与作用时说： “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方刚，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