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吉鸿昌

吉鸿昌(公元1895年～1934年)，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18岁进入冯玉祥部队当兵，历任手枪连连长，十六混成旅直属工兵连连长、营长，内蒙古特别行政区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都统署警务处长，独立三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九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师师长，宁夏省主席兼第十军军长;第十一师长，西北军总司令部副官长;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并兼任陆军第三十军军长、第三十师师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34年被国民党杀害。

吉鸿昌被国民党杀害时虽然只有39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有许多惊人之举，从而留名青史。

1924年，吉鸿昌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控制北京的局势后，奉命率手枪队至故宫，执行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并将其驱逐出宫的命令，随着吉鸿昌这一行动的实施和溥仪的出宫，清王朝的残存在关内宣告结束。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也最终结束了。

1931年，吉鸿昌部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前线，受命进攻鄂豫皖的中国工农红军，吉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由反对进攻红军、坚持不参加“剿共”，到准备拉走三个师靠拢红军。后因行动延迟，被蒋介石派人突然接替军职，吉鸿昌被迫接受蒋介石出国考察的安排。1932年春回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宣侠父介绍，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接着秘密进入鄂豫皖的潢川，拟率一个旅加入红军，因种种原因也未能实现。

1933年5月，在日军侵占热河、察哈尔东部，华北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吉鸿昌受党组织的指派，协助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要求一致武装抗日，恢复失地。吉鸿昌亲率部队分三路向察北、察东进军。首攻保康，一战而下。接着挥师东进，攻克宝昌和沽源，直捣日伪在热察的重镇多伦。面对日伪的飞机、大炮，吉鸿昌吟诗抒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在五昼夜的激战中，他曾三次赤裸着膀臂，手提大刀、盒子枪，亲率敢死队爬城，接着又派蒙古族战士混入城中，实行内外夹攻，与敌军肉搏三小时，终于收复了沦陷72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的日军在华军事据点，因而中外为之震惊，举国欢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吉鸿昌积极抗日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惊恐，便派部队夹击吉鸿昌的同盟军，并将吉鸿昌扣押。吉鸿昌在押解途中逃脱，潜伏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国民党当局又派特务到天津将其刺伤后逮捕，送往北平陆军监狱。蒋介石密电将其“就地枪决”。吉鸿昌昂首走上刑场，以树枝为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刽子手搬张椅子来，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死了也不能倒下。”坐下后，又回头厉声说：“到前面开枪去，我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看你们怎样打死我。”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国捐躯，为真理而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吉鸿昌是一个从旧军人走向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着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光芒。他率队驱逐废帝溥仪，这在当时人们普遍具有一定的封建意识残余的时代，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作为一名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他在前线拒绝执行“围剿”红军的命令，并有意向红军靠近，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吉鸿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和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分不开的，是他这种思想倾向的必然结果。吉鸿昌是一个爱国将领，他一生爱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荣，愿为自己的祖国抛弃自己的一切，直至捐驱。在他出国考察期间，为维护民族尊严，他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国人”的牌子，出入于大街和公共场所。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回国投身抗日，在华北危机加深的时候，他不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毅然公开对日作战，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显示出了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当时和后来所有的炎黄子孙树立了光辉的爱国主义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