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元老李贤
李贤 (公元1408～1466年) 字原德，明河南邓州人。人称李阁老。幼时好学，持重寡言。宣宗宣德七年 (公元1432年) 参加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吏部验封司主事，负责本署的总务。英宗正统元年 (公元1436年) 改吏部主事，升吏部考功司郎中。曾代吏部侍郎(吏部行政副长官) 扈从英宗北征。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李贤脱难逃回。景帝即位，为之出谋划策，提出勤圣学，顾箴警，戒好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10项建议，为景帝治国理民作出了有益的策划。是年冬，升任兵部右侍郎，复转户部。再转吏部，选编《鉴古录》，汇辑历史上22个帝王事迹，以供景帝参考。英宗复位后，命兼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国家军政大事议决。不久，进为吏部尚书，担任内阁首辅，成为内阁首席大学士 。石亨、曹吉祥擅权，受到排斥，降为福建参政。未行，为王翱所举荐，留为吏部左侍郎，逾月，复职尚书，重入文渊阁。天顺五年 (公元1461年)，加太子太保。英宗病重，召李贤委以托孤重任。宪宗即位，于成化元年 (公元1465年)，进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翌年五月，染病，卒于任上。终年59岁。卒赠太师，谥文达。
李贤步入政治舞台之时，明代的士风颓废已成为社会问题摆在执政者的面前。李贤担任首辅后，将整顿士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议英宗采取措施予以整顿。他在上《中兴正本策》中提出了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 “戒欺诞以励诚实，疾奔竞以惜恬退，黜贪墨以重清廉，抑侥幸之徒绝谄佞之辈。”
吏部为六部之首，担负着铨选人才的重任。李贤在吏部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认为人才的兴衰，关系着国家的安危。为了将一些有识之士选拔到中央要害部门中来，平时他不仅留心对人才进行全面认真地考察甄别，而且以大无畏的胆略，不顾同僚的诽谤和劝阻，大胆地进行举荐。刑部尚书任缺，他推荐让山东布政使陆瑜担任。这时，有人制造谎言，诬陷李贤受了陆瑜贿赂，有私心，于是朝里议论纷纷。同僚好友劝他先缓一步，将陆瑜暂拟为侍郎，以避闲言。李贤义无反顾说： “做官而不受旁人诽谤很难，难的是无愧于心。” 由于他的坚持，陆瑜终于被委任为刑部尚书。陆瑜莅任后，政绩显著，证明是个十分称职的人选。右都御史耿九畴因弹劾权臣石亨侵夺民田，被石亨诬陷入狱，贬到江西。第二年，礼部尚书空缺，李贤面奏皇帝，启用耿九畴为礼部尚书，得到应允。右副都御史年富提督山西大同军务，执法严明，革除诸弊。当地皇室权贵诬奏他违法，将他押回京城问罪。李贤对皇上说： “年富这个人行事公道，在那里能革除各弊，有功劳啊!”从而使年富冤案大白。经他荐举，作了南京户部尚书。《明史》里记载说他在任期间，为他推荐选拔的“年富、轩、耿九畴、 王��、 李秉、 程信、 姚夔、 崔恭、 李绍等，皆为名臣”。
如何使国家财力得到合理使用，是李贤时刻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在他看来，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以恤荒济军，则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为此，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多次请求朝廷发帑赈饥恤军。天顺初年，山东大灾，饿殍载道。朝廷拟发放赈灾银3万两，有司奏请银两不足，遂召集阁僚议决。兵部尚书徐有贞认为，救灾为救命，朝廷发放国库银两，能保住灾民的性命即可，再增发银两，饥民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李贤则认为： “只考虑中饱而不赈济，眼看着大批的饥民活活饿死，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在他的恳切力谏下，朝廷又命增拨银4万两，减轻了灾民的倒悬之苦。时值边防多事，大江南北水灾严重，人民生活艰难困苦。他一方面努力筹措边计，一面请求朝廷宽恤百姓，罢去一切征收。仅停止采柴一项，每年便节省银30余万两。李贤为民请命，从不考虑自身的得失安危。天顺七年二月，再次上书请求体恤天下百姓，实行宽恤之政，罢掉江南织造，停止边臣进献土特物品，停止朝中采购等措施。这些建议，有些并不符合皇帝的意图，而他却不顾权臣的诬陷和诽谤，不怕贬官，敢于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同皇帝进行面对面的争论。左右大臣见此情景，个个惊恐寒悚，不敢声言。退朝后李贤说： “作臣子的对圣上应该知无不言，你们怎么能只顾个人官位而卷舌闭口呢?”
李贤努力革除积弊。景帝死后，英宗令其后宫唐氏等人殉葬，甚至主张让汪后亦随同殉葬。这是一种落后的残忍的制度。李贤不赞成这一做法，他以汪后景泰三年被废以来，长期被幽禁，且有二女年幼，深为可悯为由，说服了英宗，从而使汪后得以生全。自宣德至天顺年间，宫中广选宫女，在浣衣局里有着大量的被籍没官员家中的妇女，而无人敢向朝廷提出。李贤奏请宪宗“放还其家”。省级地方官责任重大。自成祖以来，这些官员的选任，让三品以上京官保举。每当员缺时，一些官迷心窍的人，就千方百计的奔走钻营，以求一逞。针对保举方面官存在的这种弊端，李贤建议改行并推制。令吏部每遇官员有缺，推举二人，供皇帝选择任使。从此并推成为制度。这样，就有效地抵制了保举方面官中的不正之风。
李贤主持纂修的《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全国的地理总志。天顺五年四月成书。书中按京师、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辖的府分卷，每府采用《元一统志》的分目，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新增郡名、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等目。书中最后两卷记载的是朝鲜、日本、安南等国的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疆域、地理、经济、民族及对外关系提供了基本线索与资料。他所撰写的《天顺日录》、《古穰集》也是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这些著书，都被收人《四库全书》之中。
李贤为官30年，先后辅佐了宜宗、英宗、代宗、英宗、宪宗五朝四帝，为宦海少见的五朝元老。在此期间，朝廷五次更易，英宗两次即位，大臣更替无常，李贤却官职迭进，官至内阁首辅。所靠的不是八面玲珑，圆滑投机，而是靠的是一身正气，善结同官，为朝廷效力，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终天顺之世，李贤身为内阁首辅，与吕原、彭时相互配合，史载： “及入对，帝访文臣，请问王翱;武臣，请问马昂。两人相左右，故言无不行，而人不病其专。惟群小与为难。”这是他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明史》评价他说：“自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以来，得君无如贤者。”在他的仕途中，虽然也遭到权阉的诬陷，也被罢过官，但是，由于他直言敢谏，不贪不奢，足智多谋，遇事立断，爱惜人才，在同权阉作斗争的过程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能够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因而往往化险为夷，并使他久居要职，为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时人马晋允称颂李贤说： “立朝兴利去弊，竭志尽诚，多可嘉者。” 《明实录》评价他说： “进对无虚日，应变救时，荐文武大吏，多得其人，相业过于前后。”这些评价，并非是不实之辞。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朝野上下，均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祖父李威、父亲李升，也因此受到朝廷的加封，合称“邓州三阁老”。邓州的“阁老坟”有3处，一在城西南长乐林，为李威墓。一在城郊解放村西，为李升墓。一在城南姚营村旁，为李贤之墓。后者才是真正的“阁老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