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的“普及教育”、“义务教育”运动
“七·七”事变后，随着人民政权在各根据地的建立，教育方针由为人民的敌人服务转为为人民服务;教育和受教育权也由少数人转入多数人手中，学校向广大劳动群众敞开了大门。然而随着学校的恢复与发展，随着外来知识分子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教育措施。最初提出了“普及教育”的口号，不久又进一步提出了实施“义务教育”。当时一些教育领导干部还机械地将外国的“强迫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理论根据”，说什么“边区老百姓落后，不强迫便不能普及”。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1940年制定的“义务教育条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14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在实施“普及教育”和“强迫义务教育”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学校学生数，搞形式主义。实际上，当时学生的流动性很大，有的学校从开学到放假都在做家长的动员工作，让他们的子女上学，因此在校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无法进行统一的系统的教学。有的学校教学缺乏计划性，过分强调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有的甚至把演戏打霸王鞭当成了主要任务，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影响文化课的学习。还有些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效法解放区的做法，也进行了一些试验。如晋察冀边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入学采取所谓“评议”的办法，让群众自己报名，经公众“评议”应该入学的就必须入学，不入学的就给予处罚。这样，无论是解放区还是敌后根据地，“普及教育”、“义务教育”的推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无论是普及教育，还是义务教育，都不是只靠教育行政命令就能实施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推行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时，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作为保证的。否则，教育行政命令也只是一纸空文。抗日根据地刚刚解放，有的还没解放，人民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强行让他们的子女上学，这是不符合“富、庶、教”的教育规律，故肯定是行不通的。而有些学校只追求学生数量，忽视文化课的学习，这就更背离了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要求。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是学生数量没有增加，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大大下降。教育，这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带来富足的社会活动，却反而为劳苦大众所“惧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