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误识
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以其鲜明、独特的风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来新的冲击。它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空间，给文学实践注入新的观念、新的生活。作为一种文学尝试来说，解放区文学创作拓宽了文学视野，在民族化、大众化探索上进行可贵的追求。但它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误识，并且，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误识常常被当做正确的观点而加以遵守，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关于文学民族化问题。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着新文学如何摆脱“欧化”倾向，创造“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争论。文学民族化，这原本是文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可是，对这一深刻命题的简单理解却仅仅导致把民族化与大众化等同的结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的崇拜，由于对民族化的疏浅认识而形成单一、封闭的创作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对农民意识不加分析的先河。与此相应，则是对所谓“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压制。丁玲《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直接针对落后的农民意识发出的批判，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而是在革命外衣下形成了对封建糟粕的赞美。
知识分子在巨大文化差异感中，不得不调整认识。对革命的向往，使他们轻易丧失了对革命本身缺陷的批判，他们怀着神圣的使命感讴歌解放区的斗争与人民，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使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努力在思想感情上去接近他们。丁玲《入伍》、雷加《五大洲的帽子》都把“文化人”与工农兵做对比，在反差中对二者的价值作出并不科学的评估。
应当承认，解放区文学创作，反映了新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的要求。但是，它却明显存在着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误识，由此出现了知识分子从属于工农兵的奇怪现象。对农民文化的缺乏分析的奉扬，不单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上阻断了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它使得文艺自身由于强调传统形式而忽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满足于说唱文学的程度，也使得作家满足于对政策的演绎。这种缺乏头脑的创作在“文革”期间恶性发展，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