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小说理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的主将。为了推进政治的改革，梁启超十分重视文学的力量，特别是对小说赋予了巨大的社会使命。

早在上个世纪末，梁启超就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主张翻译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小说。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西方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把传统偏见视为“小道”、“末技”、“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极力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他看到了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故此他认为旧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小说内容的腐朽;中国人的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乃至妖巫鬼狐思想等等，都是从小说传播而来的。他又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小说紧密联系了起来，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坚定地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即小说革新的理论，最鲜明的特点是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把小说作为改革政治、开启民智的工具，梁启超把革新小说与“新民”、“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以及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启蒙、社会改革结合了起来，企图把小说的内容从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梁启超的历史观根本上是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改，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梁启超却把二者本末倒置了，误认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小说可以决定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种小说理论指导下的创作，根本不可能是成功的。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其目的是“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完全是一篇政治宣言式的文章，梁启超自己也认为这篇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艺术上的失败，正好证明了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