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枷起舞难煞人
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是从“诗界革命”即诗歌革新开始的，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梁启超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早在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就和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经常讨论诗歌革新。
梁启超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适应近代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必须反映新的时代内容。而传统诗歌已无力承担这一使命。这就要求诗人摆脱束缚，勇于革新，探索新的创作道路。趁当时诗界革命时机渐趋成熟，正应该进行诗界革命。梁启超认为，所谓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他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两个美学标准：一是新意境和新语句，主要是指西方的新学说，新的社会科学思想和新事物，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比如梁启超极力称赞的黄遵宪的《今别离》四章，就是以近代科学新知识和新事物，诸如轮船、火车、照相机以及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抒写男女离别之情，别开生面，初步打开了中国诗歌的封闭系统，使它面向西方，面向世界。但是，梁启超又强调了第二个美学标准，即“以古人风格入之”。这里的“风格”指古人的旧形式、旧格调，就是用旧体诗的形式、格调，来写新鲜的时代内容。这种要求在当时来讲，主要是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和美学趣味，便于赢得读者。但应该看到，梁启超这种“以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也限制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和革新。一种艺术形式一经确立，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国古典诗歌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格式，特别是近体诗，有其严谨的韵律、对仗等方面的要求，这就很难容纳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词的语言结构。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旧风格”已成为“新意境”的枷锁。这就是梁启超“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必然产生的矛盾，也是他文学思想中所积淀的传统惰性的反映。
梁启超旨在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但他所要求的“旧风格”却不可能给新派诗开辟新的出路。如同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先天存在的软弱性一样，梁启超在文学改革上也是不彻底的，新的文学观念中夹杂着不少旧的东西，当然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新发展找到理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