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答卷”和一个“谈话记录”

从1972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底，“四人帮”利用教育这个阵地，借口“反回潮”、“反复辟”，搞什么“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妄图把教育领域中的“异己力量”铲除干净，将学校变成他们反党夺权的工具。1973年间，他们精心炮制了“一份答卷”和一个“谈话记录”的骗局。

“一份答卷”。1973年6月30日，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等学校文化考试时，不答卷，却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加了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按语发表，在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此后，《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均予转载，把搞“文化考查”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江青大肆宣扬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在全国树立了一个交白卷的样板，刮起了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一个“谈话记录”。在辽宁首先抛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之后，上海立即响应，于1973年10月，骤然间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开始了一场批判“智育第一”为中心内容的“谈话记录”的“讨论”。这个“谈话记录”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员写的，说“智育第一”的压力使她“发闷”。“四人帮”利用这个“谈话记录”，宣扬“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任务”、“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他大学也适用：不仅对上海的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对教育战线适用，对其他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筑、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教育战线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弄得学生读书无理，教师上课有罪;学校教学没计划，学生毕业不考核;教师布置作业是“智育第一”抬头，课堂讲授就是“满堂灌”。他们利用“谈话记录”，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批判“习惯势力”，将周恩来和中央一批领导人打成“复辟回潮”势力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