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汉与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之苛酷，连疯汉的病中胡言呓语也不放过。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直隶平乡县王肇基忽赴汾州府同知衙门呈献万寿诗联，被控诗联后所叙之语“毁谤圣贤”、“狂吠悖谬”即被扣押审查。王供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一个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那里敢有一丝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所以才写成诗篇来献。并且说孔、孟、程、朱学说也都与他一样是为显露自己才学，以求得用。乾隆帝看过案卷认为王肇基不过是“疯人而已”，但又认为他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发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即可概见，因此同样是不可饶恕的。于是命将王肇基立即乱棍打死，使愚众知所炯戒。精神病患者以文字狱获罪，自此案始。

乾隆十八年(1753年)浙江上虞县民人丁文彬忽至山东曲阜衍圣公孔昭焕府，口称亲戚，要求面见。孔昭焕以其必属匪人，遂搜出其所著《文武记》(旁书《洪范》、《春秋》)《时宪书》等书，以书中写有“大夏”、“大明”等大逆不道之言，即将丁文彬羁留。署山东巡抚杨应琚得报，即驰赴衮州提讯丁文彬。丁文彬供称自幼读书，乾隆十三年受“上帝”启迪开始著书，至十五年“上帝”又命改作《洪范》、《春秋》，书中“大夏”乃“是小子国号”，“天元是年号”，“董妃”是松江开茶馆董老板十五岁的女儿，“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丁文彬坚称并无主谋，党羽，“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边说话，旁人不能听闻的”。“后闻老衍圣公殁了，遂至孔府接位，承其统绪。”并奉“上帝”之命娶老衍圣公的两个女儿。杨应琚断案：该犯乃一神精病。本是一至贫极贱之人，学了一点陈言烂语，就自诩为奇材异能，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于是发泄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叫，胡说八道，无所不至。于是请准照谋反大逆律即行凌迟处死，亲属依律缘坐，文彬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斩监侯，秋后处决。文耀之年十五岁以下之子丁士良、丁士信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王素行既见逆书并不首告，杖一百，流三千里;蔡颖达、徐旭初混看丁书，各杖八十，徐旭初并革去衣领;丁文彬病叔丁左白以病故免究。此外，现任江苏巡抚庄有恭于乾隆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曾接过丁文彬献书，以其未曾奏闻查办，照庄有恭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十倍加罚，以为徇名利忘大义者戒。

甘肃成县民人王献壁自幼读书未成，自看医书，给人治病。乾隆十九年染患疯病，后拜僧人越廷佐为师，取有法名王寂元，随同僧人念经拜签，得钱餬口。乾隆二十 一年疯病复发，无人邀其念经治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二十六年十月王献壁将书词一封投入陕西学政钟兰技轿内，钟以其书词悖逆上奏朝廷，并随将王献壁拿获。帝命亚鞠定拟。陕甘总督杨应琚严刑讯审，王献壁供：小的书写逆词投递，确是在病发糊涂时，不由自主，自今回想，小的不由自解;若是明白，岂肯留下真实姓名。杨应琚等以王献壁“编造逆词，肆行煽惑”于十二月请准按大逆律将王献壁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王献壁子侄王勤、王寿保、王卿、王魁依律拟斩立决;妻王氏、长媳王氏、次媳胡氏并次女名二女子及年未及岁之孙强娃子、金 胆、跳山儿、银碗儿、孙女贝女子均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僧赵廷佐杖八十，枷号两个月，勒令还俗。

类似的疯人案在乾隆朝还发生过许多起。这些“疯人”多是读书未成的穷愁破落的失败知识分子、封建教育的非理性使他们脱离现实，想入非非。在长期的压抑中，使其精神失常。其言行的怪异又正好为文字狱的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所利用。他们是封建教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