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教育质量论”

在“文革”中，教育质量问题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四人帮”一伙企图利用教育为其阴谋政治服务，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有：

一是“资产阶级质量观”论。这是在教育质量问题的一顶压人的帽子。“四人帮”一伙为了把教育变成其政治篡夺的工具，肆意歪曲国家教育方针，歪曲衡量教育质量的客观标准，偷换国家教育方针的政治内容，把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对立起来，鼓吹只“抓两头”(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取消智育。宣扬“不学文化、也能做出贡献”的理论。在此理论下，白卷“英雄”被树为典型，是“真正的又红又专”。“打了零分，但大是大非清楚，有用。”“能反潮流，和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其目的是要搞乱人的思想，搞垮教育事业，利用教育培养其政治上需要的工具。在这种教育质量观下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文肓加流氓”，“草包加打手”。张铁生可谓是真典型。

二是“九斤老太”论。“文革”中的一些错误的教育质量观点破坏了教育事业，严重降低了教育质量，不但引起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不满，这在社会上也受到许多正直人士的抵制。为了对付这种抵制和不满，教育战线上又掀起了一股批判“九斤老太”、“复辟派”的风潮。张春桥说：“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论必须批判。”在此论点影响下，打群架的流氓阿飞被看成“有长处，打仗很勇敢”，“青年捣蛋一点，我们觉得有希望”，学校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使在校青少年在思想上、学习上都受到严重影响。“四人帮”一伙一方面抓住一两个伪造出来的典型、大肆宣扬现在的教育质量如何之高，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把抵制“文革”以来对教育质量的破坏的人们作为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进行批判，企图瞒天过海，盗名欺世;另一方面还紧锣密鼓，明枪暗箭，要揪什么“七十年代的(九斤老太)”，把矛头指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努力纠正“文革”以来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状况的周恩来总理。在所谓批“九斤老太”、“复辟派”、“今不如昔”论的调子下，“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等，顺理成章地成了教育的指导方针。

三是“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论。“文革”以来，教育作为突破口，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也成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阴谋的根据地。而重新评价“文革”以来的教育质量，就等于要抄“四人帮”一伙的老巢，否定他们的政治资本，把他们赶出教育领域，这是他们的政治目的所不容许的。因此，讲教育的客观质量，抓教育的客观质量，对他们来说，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所以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肓，也是最大的胜利”，这种“文肓”论对“文革”中教育质量起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

四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论。“文革”中的一个前提论点是十七年教育讲究的教育质量，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革”中广泛宣传了诸如“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学了专业忘了专政”等观点，还有一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作为其证据。因此，抓教学业务就是“智育第一”，抓课堂教学就是“关门办学”，钻研业务就是“白专道路”，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社会上评价教育质量的口头禅和通用的标准。总之，一抓教育质量问题，就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予和安排下，学校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而“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典型。

教育质量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应是直接从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中来的，社会的要求也必须是通过教育的自身运动来反映的，抛开教育的自身运动要求，来评价教育质量只会使教育质量失去客观依据，成为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最终使教育本身受到践踏和破坏，使教育失去其成为教育的根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