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由诗到“经”

《诗经》，本称《诗》或《诗三百篇》，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它编成于春秋时代，其中作品基本上产生于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创作，它们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据先秦史籍的大量材料，《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记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都这样称呼。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原本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为何被称为“经”，以至被尊为神圣的经典呢?

“经”这个名称最初并不神圣。古时候的文化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这些竹简用绳穿起来便称为“经”。这个最初由来，和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演变为“圣经贤传”，作为最高的思想道德标准来统治人民，那是大不相同的。春秋时期，孔子曾把《诗》、《尚书》、《周易》、《礼记》、《乐记》、《春秋》几部书拿来当作传授弟子的教材。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国教”，孔子被奉为神圣的偶象。他用来作为学生教材的几部书也都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都被称为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国家教科书，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诗经》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如汉代产生的《毛诗序》，把诗歌与社会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宣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完全成了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并以此作为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标准。同时，汉儒又按照封建政治的要求来解释三百篇，为了把三百篇变为封建政治的教科书，不惜穿凿附会，乃至胡编乱造，对许多诗篇的本义进行歪曲的解释，使每一首诗都与圣道王功搭上了关系。例如三百篇的第一首《关睢》，是一篇优美的婚恋诗，描写了一位青年男子相思的痛苦和得到爱情的欢愉。《毛诗序》却释之为“后妃之德也”，是周公用来教化天下，匡正夫妇伦理关系的，它的中心思想是进贤纳才，而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诗经》长期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的必修教材而存在。这样，《诗经》的地位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但作为文学作品的真义却汨没了，生动、真挚、活泼的感情抽掉了，所剩下的只是一副枯燥而僵死的躯壳，这不能不说是诗道之大厄。两汉几百年当中诗篇寥若晨星，与汉儒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的诗歌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就是文学，而并非政治的传声筒，传声筒里传出的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只能阻碍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