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抑末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把经济结构划分为“本”和“末”两大部门。“本”指的是农业，“末”指的是工商业。国民经济结构的这种划分，一方面，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反映，它表明我国当时的工商业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但农业仍然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另方面，它又是人们对农业和工商业价值观念的反映，把农业生产看成是国家兴亡所系，是治国的根本大业，而把工商业则视为视祸国病民之源，是微不足道的卑贱末业。于是，他们把“事本禁末”定为宏观管理的国策。在他们看来，凡能集中民力使之专门从事一种事业的活动，国家就会强盛;凡能重视农业生产而禁止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就会富有。即所谓“治国能抟民力而一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事本禁末”政策始于战国，盛行于西汉，沿袭于整个封建时代。在秦代称之为“上农除末”，在汉代称之为“崇本抑末”、“驱民就本”，后来又称之为“重农抑商”，凡此等等，只是提法不同，实质未变。他们都把工商业和农业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物，力主对工商业进行大张挞伐，除尽禁绝。禁末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便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地位，它的影响所及，自古到今，直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历代王朝虽然崇尚事本禁末、重农抑商，但并不是所有一切工商业都在抑制之例。封建国家自己直接经营的工商业，非但没有禁止，而且还受到政府的保护，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粮食、金银、铜铁、食盐、丝绸、茶叶、酒类等，都是国家经营的对象，有的经营部门和产品，还为封建政府所垄断。可见，所谓抑商，并不是抑制官商(即国营工商业)，而旨在抑制私营民间工商业。国营工商业是抑制私营工商业的物质支柱，如果没有它，是很难抑制私营工商业的，事本禁末政策也就落空了。

崇本政策，从战国到秦汉两代这段时期内，在历史上无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孕育和成长的时候，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就愈来愈显示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

历代封建统治的“抑商”政策，大抵采取如下一些措施：从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岐视，压制工商业者：颁布律令，严格限制商贾的经营活动范围;加重税收，滥行摊派，恣意搜括商业资本等等。其结果，往往使“市井富室，易兴易败”，再加上每经一次战祸洗劫之后，社会工商业大都出现一派凋零破败的景象。在以地主经济为主的封建制度下，人们多视商业为畏途，而土地则被看作是最为不担风险的财产，又能源源生租。因此，许多以经商致富的大商人，宁可把积累的大量货币，用来置备田产作为归宿，即所谓“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其社会后果是商人资本难以转向工业资本，自然经济不能迅速瓦解，使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达数千年之外。可见，崇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消极影响的作用。它告诫人们;我们必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经济现象，制定经济政策，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去否定另一面。不能只重视农业，而忽视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