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理与克林德事件

1852年4月14日，英国侵占了上缅甸的仰光，12月兼并了勃固。为了进而占领中国西南市场，英国开始了寻找从上缅甸入侵中国云南、四川的路线的活动。自1868年开始，它派出了所谓的“勘探队”。此后，“探险队”、“调查团”之类的组织屡有出现，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为了便于这些组织进入中国，英国驻印度、缅甸的殖民当局，要求驻华使馆支援一名通晓汉语和熟谙中国情况的官员。1875年初，英国陆军少校柏郎率领的所谓“探路队”，准备向中国进发，实际上，这是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部队。1月17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遣使馆随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前往缅甸的八莫去接应。在途中，马嘉理不断刺探我国情报、勘测地形，开辟英国入侵路线。2月初，柏郎的部队向中国边境前进。这件事引起我国云南的陇川等地，景颇、傣、阿昌族和清军爱国官兵的警惕。当2月21日，柏郎率队擅自侵入中缅边境的蛮允附近时，遭到我景颇族群众的盘问和阻拦，马嘉理等人蛮横无理开枪，打死我群众数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国群众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将马嘉理及其随行5人杀死，柏郎乘机逃跑。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事件”或“滇案”。3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为了此事，命令驻华公使威妥玛与中国进行交涉。在交涉中，威妥玛骄横傲慢，以武力进行威胁，清政府方面，请来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人从中调停，随后，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进行了谈判，威妥玛狂妄地申斥“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责令“中国要改变一切”。对此，清政府竟一唱一和地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确查严究”。结果，云南腾越的文武官员尽被革职，抗英群众遭捕法办，23名景颇族同胞被杀害。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年底，兵部侍郎郭嵩涛前往英国，就“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表示歉意。

1900年5月底6月初，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从天津调集400多名侵略军，开进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他们常常出来巡逻，寻找机会进行武装挑衅，仅屠杀中国人民，先后即达1百多人。1899年二次来华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于6月14日，在带领德国士兵外出之际，命令士兵开枪，打死路过使馆的义和团民20人。17日，德军又打死清军3人。同一天，侵略者公然武力封锁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一带，禁止中国居民通行。这些举动，引起义和团和中国军民的极大愤慨。19日，因联军攻陷大沽，清政府对外宣战，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在24小时内离京。20日，克林德乘轿到总理衙门会晤，行经东单牌楼时，与清军发生冲突，被总理衙门大臣载漪的虎神营士兵开枪击毙，翻译受伤。这就是所谓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利用这一事件，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1901年6月4日，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杀谢罪，并在东单牌楼克林德丧命的地方，为其建立了牌坊，1902年1月18日，克林德纪念牌坊落成，醇亲王前往致祭。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马嘉理、克林德毙命，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中国人民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的正义举动。然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却倒打一耙，清政府又甘心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脚下。丧权辱国、人民遭镇压的结局告诉我们，在压迫中国人民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乃是一丘之貉。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中华民族才能争得独立，中国人民才能求得解放。血泪换来的历史教训，我们当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