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侥幸不死

贞观元年(627)，有人给唐太宗想了一个识别直臣和佞臣的办法：“请您在和群臣谈话时，假装发怒，凡是据理力争，不表示屈服的人地直臣;凡是表示畏惧，顺承您的旨意的人是佞臣。”唐太宗却说：“身为君主而行诡诈之术，怎么能要求臣下坦率正直呢?我当今以至诚治理天下，看到前世帝王喜好以权术驾驭臣下，常在心中耻笑他们。”遗憾的是他却未能贯彻始终。贞观十三年(637)，魏征在上疏中就指出：“贞观初年，您象口渴思饮那样访求贤人……近年以来，凭着心中的喜好和厌恶，有时众人说好而被举荐任用的人，只要有一人诋毁就抛弃他们;有时多年相信而任用的人，一旦怀疑就疏远他们。”从唐太宗和李勣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说明他在用人上发生的这种变化;也可证明魏征所言，确实击中了他在用人上的要害。

李勣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隋末参加瓦岗军，后来降唐，屡建大功，唐高祖李渊赐他姓李，贞观时期守并州(山西太原西南晋阳)十六年，边境安定，后调到京城任兵部尚书，兼管朝政大事。他有次生病，需用胡须配药，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贞观十七年(643)，李治当了太子，调李勣任太子詹事(职掌天子家事)，唐太宗在一次宴会上对他说：“我打算将太子托付于人，再三考虑，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了。”李勣感激零涕，饮酒大醉，太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可是到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临终前却对其子李治说：“李勣很有才干，不过你对他无恩，恐怕他不会对你忠心耿耿，我现在把他贬降到边远的地方去，如果他立即出发，等我死后，你马上调他回来，亲自任命他为仆射(相当于宰相职位);他如果徘徊观望，我就把他杀死了。”李勣接到命令之后，没有回家，立即出发，这才免于被杀。

李勣所以侥幸不死，这是因为他从唐太宗数年以来的行动中，早已看出太宗对朝臣的猜忌：早在贞观十八年(644)，岑文本被太宗提升为中书令，岑文本却满怀忧虑地回家，他母亲问他为何这样，他说：“没有建立特殊功勋，又不是元老重臣，意外地受到这样的升迁，地位高，责任重，所以忧虑恐惧。”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高丽，命岑文本辅助太子李治，告诉他责任重大，岑文本说：“陛下不必忧虑，大臣有罪，我立即惩处。”太宗反而不放心了，警告他说：“你粗心大意而又主观，必然因此失败，要特别注意。”不久，岑文本就因病死去了。太宗征高丽回来患了痈肿，被称为魏征死后最敢于直谏的刘洎对别人说：“病势如此严重，皇帝的健康大可忧臣。”褚遂良诬告他想在太宗死后执掌大权，结果太宗令他自尽。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由初期的推诚相待，善于任使，衍变到中期的取舍出于爱憎，升降由乎喜怒，发展到后期的以权术驾驭臣下，这值得后人引为教训，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始终如一是多么不容易，明乎此就应当终生严于律己，象登山那样不倦地攀登，一旦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也就是走向下坡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