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之争

唐代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自建国之初即有，历朝不断。如玄宗时的张说、张九龄与宇文融之间，德宗时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之间，但都没有从穆宗以来的牛僧孺、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党争这样激烈。

牛僧孺一派比较重视科举取士。他这一派之中的李宗闵、杨嗣复及李珏等都是进士出身。永贞元年(805)牛僧孺与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元和四年(809)又一起登制科。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是李德裕的父亲。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闵以贤良方正对策，“痛诋当路”，“指切失政之失，无所回避。”猛烈抨击李吉甫，由此获罪，久久不能得到重用。主考官杨于陵(杨嗣复之父)、韦贯之也因此受到牵连。牛、李双方从此开始结怨。穆宗时，李逢吉为宰相，他因用兵征藩之事与李吉甫有宿怨，于是把李德裕排斥出朝，引荐牛僧孺入朝为相。牛、李两派的矛盾发展起来。

文宗时，牛、李两派在朝中的势力参差消长，剧烈竟逐。每议朝政，两派总是各持异议。这时牛僧孺在朝为相，他把李德裕排挤到四川当西川节度使。当时吐蕃经常侵扰边境，李德裕入川后，训练士卒，修缮堡障，积备粮饷，安定人心。在这一情势下，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而朝中的牛僧孺却说要遵守诚信，既和吐蕃已“修好罢兵”，就不应失信。于是他让文宗下诏给李德裕，把悉怛谋和同来的三百余人送还吐蕃。这些人被吐蕃残酷地杀害了。后来文宗对此事也有些后悔，但他对朝中两派相争束手无策，不由发出了“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感慨。

文宗死后，武宗继位。牛、李两派的争斗仍在继续，由于宫廷斗争的牵连，牛僧孺一派失势遭贬，李德裕入朝为相，主持朝政六年，是这一派的全盛时期。他整顿吏治，减裁州县冗官一千二百多人，为国家节省财政开支。他还帮助武宗大举灭佛，拆除寺院，让僧尼还俗，把铜佛像、钟磬等毁掉铸钱，把铁像铸农具，并收回良田数十万顷。

武宗死后，宣宗当了皇帝，他一反武宗朝的措施，任用牛僧孺一派的白敏中、令狐绚等为宰相。他们完全改变李德裕的政策，重用被李德裕贬斥的人，恢复了佛寺，甚至把过去减免的州县官又增加了三百余人。李德裕被贬不久死于崖州，从此结束了两派数十年的争斗。

从穆宗到宣宗，牛李两派互相争斗了近四十年，由于两派的矛盾，纯属个人恩怨，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斗并无原则性可言，由于他们的义气用事，导致两派在政治主张上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一派所用之人不管有多大政绩，另一派当政后必定贬斥。所施行的政策也不管是否对国家有利，另一派也一定全力否定。因此在这数十年中，并无一有利有效之政策可持续实施。这样，使唐政府内政受到极大破坏。两派的争斗使皇帝不得不倚重宦官，使朝政更加腐败。牛、李之争是唐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宗派主义的这种争权夺势危害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