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商垄断权利两收

封建经济内部的商业活动，必然表现浓厚政治色彩。清代前期，大商人与官府勾连，形成一大批享有特权的盐商、洋商等。盐商已由清初的受官府控制销盐地区、呈验“根窝”(发迹地)，到后来变成靠出卖“年窝硃单”等凭证坐享其利，终于完全处于官准垄断的特权地位。两淮盐价每斤十文，运到湖北可卖五、六十文。盈利极丰。铜商中除“民商”外，亦有“官商”。从康熙二十四年后租船赴日买铜，就由官府先付给本钱。后因日本铜产日减，乾隆二十年(1755年)，官府规定江浙准买洋铜数额，禁止其它商人购铜。铜商于是与盐商、洋商一样。在官，可以坐享其成;在商，可以牟取厚利。资本由官府拔款充用，而且可以免税，所谓“旱涝保收，守株待兔”。清代内务府皇商，又在官商中享有突出地位。他们与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相当深的关系。经营品种多样，业务范围广泛，见利就收。山西籍商人范永斗一家是长庐、河东两处主要盐商，又是苏州最大洋铜商，还按官府指派以皇商身份兼营木材、人参、马匹的生意，并参预对外贸易事务。这些“红顶商人”，财大气粗，挟制官府，为富不仁。范氏一家陷于破产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仍在直隶、河南二十个州、县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设有盐仓;在苏州设有船局，有贩铜远洋船六艘;另在北京有店铺三所，张家口有店铺六所，归代城有店铺四所;在张家口有地产一百零六顷;各地房产近千间;存盐二十六万余包。这还不包括金、银等浮财和在山西的财产。由此可见官商之富。

洋商是特权商人中“大户”。官准垄断对外贸易并负责办理对外商交涉的特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产生了“十三行”，专司对外贸易，获利无数。如其中怡和行伍秉鉴拥有资产二千六百万元以上;同文行藩正炜，总财产可值一亿法郎。

特权商人的出现，首先造成了商业的垄断和少数人的暴富。民间资产较少的一般商人，虽经劳苦，但难与官商一博。不平等竞争的结果，更有利于官商以大欺小，加速兼并。其次，特权商人一方面与官府携手剥削百姓。另一方面，也被迫接受官府对他们的掠取。清雍正后明令要求官商对清廷“报效”，即公开摊派纳资。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嘉庆年间“报效”银通计不下三千万两，所以，官与商二者既勾结利用，又争夺分利，受害的总归是老百姓。